每经专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中国人口有5~10年的负增长过渡期，将辅助生殖逐步纳入医保

人口问题是时下人们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包括一老一小、抚育、赡养等多个方面。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3亿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净增长48万，自然增长率为0.34‰。

净增人口48万人，这一数据创下近60年以来的最低。从更长的时间来看，2011~2015年，中国年出生人口数均在1600万之上。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当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然而从2017年开始，中国新出生人口数量出现显著下滑。

去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公布，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从“单独两孩”“全面两孩”到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我国人口政策近年来经历多次重大调整。政策的放宽能否缓解当前人口压力？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拐点何时到来？未来我国生育支持政策还有哪些可以改善的空间？

针对这些热点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进行了专访。

中国人口已进入“零增长”区间

NBD：2021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2022年中国人口是否会迎来负增长？

贺丹：我所在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一直在做人口趋势的预测并提出一个概念——如果我国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正负100万人，就可以称为“零增长”区间。

目前来看，中国人口已经步入“零增长”阶段。当然，人口数字是不断变化的，但总体而言，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区间。

从2017年开始，中国新出生人口数量出现显著下滑

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出生率还是死亡率，均在不断波动。随着医疗技术、服务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口寿命在延长，死亡率和死亡人口也在不断变化。即使我们进入了负增长，接下来也有可能变回正增长，所以负增长阶段在一定时期内是不稳定的。

这个过渡期有多长，我认为有可能是5年，也有可能是10年。中国人口数量处在重大的转折期，也处于波动比较大的时期。我们以中性的态度去看待人口增长是有好处的，也是科学的。

NBD：您曾表示，中国低生育率的深层次原因是高龄少子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能否通过政策干预来缓解？

贺丹：高龄少子化是人口和经济社会互动的一个必然规律。近年来，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高龄人口不断增加，但育龄妇女总数在减少，生育意愿也在降低。生育决策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对个体而言，人们通常要考虑现在生育是不是合适、能不能负担得起、能不能承担养育孩子的压力。

高龄少子化是自然法则，是不可逆的。因为它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相伴而生。尽管高龄少子化不可逆，但如果推进太快，经济发展、社会服务体系以及生活方式可能都会难以适应这样的变化，就会对社会带来较大冲击。

因此，政策引导的目标就是使它平缓变动，不要太剧烈，让个人家庭对这一现象有一个适应的时间，进而使经济社会制度建设，以及社会保护制度建设能有更长的“窗口期”。

辅助生殖可有序纳入医保范围

NBD：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实施后，社会普遍更加关心有哪些支持政策，比如是否会取消社会抚养费等。您如何评价当前国家优化生育政策的导向？

贺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国家优化生育政策导向的第一个含义是取消限制性措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生育服务需求。有的人把它理解为一定要多生，这是片面的。我认为国家出台的是一个包容性的政策，有的家庭愿意生三孩、有的愿意生二孩、有的不愿意生，都可以。

因此，我们要全面准确理解中央《决定》。有些人关心生育、抚养三孩到底能拿到多少补贴、获得多少好处。其实这些都不是政策出台的本意。

我的理解是，这次政策最重要的就是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际上主要目的是凝聚社会共识，在支持生育方面出台更多元化的政策措施。

比如在托育服务、婴幼儿照护方面有一些做法，在促进家庭和谐幸福方面也有很多政策指导意见。所以，此次政策核心目标并不是一定要鼓励大家多生，而是促进家庭的和谐幸福，帮助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实现他们的生育意愿。

我们要全面系统地理解中央《决定》，它首先是取消限制性措施，其次是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构建。政策效果从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到最后的生育行为，有一个时间过程，不会政策发布后立马就在生育水平上体现出来。

目前我国生育率较低，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生育水平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支持的力度。

2021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持续降低，中国人口已经步入“零增长”阶段

NBD：您曾提出扩大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可及性，此前有观点表示应该放开对单身女性的冻卵服务，对此您怎么看？

贺丹：中央《决定》提出，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就目前来讲，我觉得重点有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医学研究。从生理角度看，生育对女性而言是一个痛苦且有危险的过程，尤其对于年龄较大、身体素质不太好的女性，成功率会下降。

二是扩大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可及性，降低服务成本，逐步将其纳入医疗保险范围。目前无论是医疗保险还是生育保险，都承担了很大的生育支出压力，所以要加强政策研究，通过规范诊疗，逐步满足群众在辅助生殖技术方面的需求。

至于冻卵，从国家现有的政策体系来看，医学必须的冻卵是可以满足的。但这个过程有可能造成损伤，甚至影响未来的生育能力。此外，从政策和法律的角度看，也有可能存在一些隐患。因此，还是要依据国情和医学方面的考量来综合判断是否应该放开。

把普惠入托率作为核心指标

NBD：即便放开生育限制，育龄女性不敢生、不愿生的问题仍然存在，您认为该如何解决？

贺丹：生育保障制度的概念应该比过去我们所了解的生育保险的概念更广泛，除了生育保险以外，还有托育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这三大内容是未来构建生育保障政策的三大支柱。

生育保险制度的重要性社会普遍比较了解。生育保险能够保障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工资及其他待遇。相关的支持政策还包括延长产假、设立育儿假，以及延长陪产假等。

作为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不少人担心这些假期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如果这个制度很强大，就能助推各类产假制度的落实，是保障女性在生育期间各种福利待遇的一项基本制度。

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同样十分重要。我们发现，疫情暴发后，很多民办的托育服务机构在运营过程中面临困难，有一些地方是费用太高，消费者没法承担。还有一些地方因为各种原因收托不足，有很多的困难和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

因为我国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刚刚起步，所以呼吁和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参与建设。同时也建议各级政府加大对托育服务的投入力度。

此外，要参考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对托育机构“砖头、床头、人头”一起补，把普惠入托率作为核心指标。建机制比建托位更重要，需要统筹调配学位、托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与此同时，我们建议主要发展方向是公办民营，托育服务机构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接受政府的监管，同时享受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这样，政策优惠就能真正落实到老百姓头上。

我国幼儿园入园人数近年来一直波动变化，应把普惠入托率作为核心指标

NBD：俄罗斯、德国等通常采取发放较大规模的育儿津贴或生育补贴鼓励生育，这对我国是否有借鉴性？

贺丹：对我国而言，关键要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生育保障体系，当然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认为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所有的限制性措施。第二步就是在能力所及范围内，转变过去的政策导向和思维方式。我觉得所有政策出台的导向并非鼓励女性为国家多生孩子，而是满足家庭发展的需要。而宏观政策的间接目的，最后才是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这个目标。

在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层面，包括大家关心的家庭支持政策或福利政策，需要综合考虑国家的财政负担。因为所有的鼓励生育的措施都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我想这是一个长期完善的过程。目前最关键的是，如何落实好此前出台的措施，包括育儿假、延长产假等。

然后就是如何将生育保险制度做强做大，生育保险本身覆盖面比较小，筹资渠道也比较单一，企业缴费几乎是唯一渠道，有些地方在生育政策调整后出台了一些兜底措施，但面对未来生育保障体系多方面的支付需求，还需要加强生育保险制度本身的改革，包括扩展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等。

此外，我认为政策目标不应该是简单的代替家庭功能，而是通过政策支持强化家庭的功能，强化家庭作为个人社会福利的一部分，起到社会保护的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加强家庭文化方面的研究，同时倡导创建家庭友好文化，为高龄少子化社会的到来提供更多家庭层面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