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书缶、越王剑、昜兒鼎……久闻容庚先生收藏了很多青铜器,这回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大开眼界!”近日,有收藏界的朋友至深圳博物馆参观“与古为徒——容庚的学术与时代”展,对展出的藏品赞叹不已。
容庚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同时又是收藏大家。据容庚所著《颂斋书画小记》载,他一生曾收藏1300多件(套)藏品。这些藏品,已于数十年前分别捐赠给广州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中山大学、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东莞博物馆等,各文博单位视如拱璧,过去甚少大规模展出,至近年才陆续举办一些“大展”。
越王剑
如前几年广州艺术博物院分期展示容庚捐赠的500多件书画藏品;去年初广州博物馆展出容庚捐赠的越王剑等青铜器;去年底中国美术馆展出十二家机构收藏的300多件容庚及其家属捐赠的文物。加上近日在深圳博物馆举办的“与古为徒——容庚的学术与时代”展,人们才对容庚的藏品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容庚的藏品,不仅数量多,且件件是精品,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很多人以为,容庚能藏有这么多“宝贝”,肯定是家境殷实,非富即贵。要不然就是手气好,经常捡了大漏。
其实不然,容庚只是工薪一族,1926年任燕京大学襄教授,月薪200元(银元,下同),1927年破格升为教授,月薪250元。当时普通工人月薪约12元,容庚虽属高收入人群,但并非大富大贵。当时以他的收入,养家糊口是没问题,但要玩高端的古董,这点“微薄”的收入远远不够。
容庚自己也说过:“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羞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他后来用于买古董的资金,多源于节衣缩食和以藏养藏。
明 林良《秋树聚禽图》
在“淘宝”过程中,
容庚确实捡了不少漏。
但他捡漏不是靠侥幸,
而是靠扎实的学术修养、
鉴赏能力及非同寻常的眼力。
容庚第一次捡漏是在1928年4月28日。
这一天,他和朋友去了琉璃厂,进入尊古斋。当他看见一个小鼎,便被深深吸引。原来这个小鼎名为“昜兒鼎”,乃清宫旧藏,被著录于《西清古鉴》。容庚对《西清古鉴》了然于胸,所以一眼就看中了它。在以50元购得该鼎后,大喜过望,发出“廉价得此,殊自幸也”的感叹。
容庚自捡了这次漏后,便信心陡增,一发不可收拾。
1929年,“在古光阁购一金错字带钩,价四元,得意之至”。
1931年,在大古山房购父丁爵,价150元。
1938年,在雅文斋购祁鬲,价150元。
1938年,在古光阁购父乙鼎,价200元。
……
以上物件,到底是真是假,是不是“宝贝”,全靠购买者的眼力去判断。容庚精通古文字,对古代青铜器了如指掌。他20多岁时写成的成名作《金文编》,至今仍是海内外古文字学者案头必备之书;他的代表作《商周彝器通考》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金文编》
此外,容庚在燕京大学任教时还兼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有机会“上手”大量珍贵文物,从而炼就了一双鉴别古物的“金睛火眼”。正因如此,资金并不充裕的他在古玩市场上如鱼得水,频频捡漏。
容庚临金文轴
容庚捡的最大的漏,是栾书缶。为了这件宝物,容庚三次拜访古玩店主倪玉书,最终不惜血本购得。据《容庚北平日记》记载:
1944年5月7日,“早访倪玉书,拟购栾书金字缶,索价一万五千元,还以一万元,未成议”。
1944年6月1日,“访倪玉书,购得金字缶,价万五千元,在余可谓豪举,然此缶错金字四十,古今所未有,一旦得之,亦足傲一切矣”。
1944年6月19日,“售金三两,每两三千八百五十元。还金字缶价,除退彝价四千元外,再付一万一千元”。
这件宝物是春秋时期器物,采用特殊工艺,在青铜器表面錾刻浅槽,在槽内嵌入金丝,再进行打磨。此缶盖内有错金铭文8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器腹与颈部有错金铭文5行40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叔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此器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栾书缶
容庚的藏品中,
除青铜器外,书画是另一大宗。
由于在财力上不能与富豪相比,
容庚便在挑选藏品时另寻“捡漏”途径。
他说:
“人方与大家为贵,余乃取其冷僻者;
人方以有名人题跋为贵,余乃取其无题跋者;
人方以纸本为贵,余乃取其绫绢者;
人方以立轴为贵,余乃取其卷册者……”
南宋 佚名《云山图》
正是凭借精鉴能力及独特的收藏途径,容庚用有限的资金收藏了大量珍贵书画作品,其中南宋的《云山图》、明代林良的《秋树聚禽图》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钟葵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钟葵(翻拍)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戴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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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容庚“捡漏”是靠学术修养而不是侥幸得来》发布于202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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