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哥博客
英国《经济学人》8月20日文章，原题：我的家族与塔利班并肩作战，但我为我的朋友们担忧8月15日喀布尔陷落时，我父亲在电视直播中祝贺塔利班取得光荣的胜利。当我看着他赞扬“圣战者”时，我的手机接二连三收到朋友们惊慌失措的短信，他们害怕在家里会被塔利班杀死。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讨厌西方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我的祖父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是阿富汗最杰出的“圣战者”之一。可我现在的身份是位于喀布尔的阿富汗美国大学政治学讲师，专攻解决冲突问题。我的朋友中有记者、活动家和学者。我关心那些现在躲藏起来或在炮火中匆忙登上飞机的人。在一生中，我学会在“两个阿富汗”之间穿梭。现在它们彼此凝视，谁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9·11发生时，我和家人在庆祝
上世纪80年代，我的祖父指挥着数千名战士，他们在苏联占领阿富汗时拿起武器反抗。起初（美国）中情局支持他的军队，但他仍然认为，美国人是压迫穆斯林的无神论帝国主义者。
我和兄弟姐妹在巴基斯坦长大。小时候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之一是扮演“圣战者”：我姐姐扮演母亲的角色，当我告诉她我的哥哥在战斗中牺牲时，她感谢真主。我们唱传统阿拉伯“圣战歌曲”。我们的学校由沙特人资助，教学根植于萨拉菲主义，家里的书架上摆放着“基地”组织意识形态教父阿卜杜拉·阿扎姆的著作和“圣战者”训练手册。我记得读过一些书，里面有开锁和制造炸弹的技巧。
“9·11”袭击发生的那年我才11岁。和周围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庆祝了那次袭击。我们认为这些受害者是伊斯兰世界的敌人。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幼稚的部落主义变成更虔诚、更个人化的东西。我祖父反对美国占领阿富汗，我的父亲在我面前被持枪者逮捕，被带到中情局的刑讯逼供处。我们甚至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直到两年后，他被转移到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父亲被监禁的6年里，我的愤怒也在酝酿。我观看“圣战者”拍摄的西方军队虐待敌方战斗人员的视频，想象我父亲正在面临的遭遇。他2008年被释放，当时我刚满18岁。不久后，我把一封信塞进他的卧室，请求他允许我参加阿富汗的暴动。那时我正在伊斯兰堡上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我害怕如果不马上去战斗，心中燃烧的“圣战”之火就会熄灭。父亲不让我去。他说，如果我去了，他会直接被送回监狱。我想他也害怕失去我。如果他没阻止我，我可能会是几天前向喀布尔进发的塔利班战士。
校园中逐渐远离狂热
我远离狂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我这一代“圣战者”家庭中，大多数人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在大学，我第一次遇到来自各种伊斯兰教派的人。我加入辩论社，喜欢探索新思想，挑战自己的信仰。重大转变发生在2008年，当时我参加了结束以色列对加沙封锁的运动。我开始在网上与世界各地的活动人士互动，第一次与西方人、基督徒甚至无神论者交谈。起初我感到不安——我感到自己处于守势，并对他们对我所属的文化和宗教知之甚少感到愤怒。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认为，非信徒和你交朋友只是为了让你改变信仰。
然后，我开始和一名美国记者聊天，发现她是真的对我的世界观感兴趣，这让我大吃一惊。我开始更多地阅读哲学和文学，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并决定去澳大利亚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家人对此表示怀疑，我的祖父开玩笑说，当我放假回家时，护照会被没收。不过，我说服他们，我会用我所学来为国家利益服务。
起初，我没有告诉同学我的背景，特别是当谈论阿富汗时。我的一名老师是澳大利亚退伍军人，曾在阿富汗打过仗。他承认，自己计算过，轰炸一栋有孩子的房子是值得的，因为里面有一个“高价值目标”。那使我毛骨悚然。后来人们意识到，双方都利用自己的道德观念，造成了附带伤害。我最喜欢的讲师之一是一名以色列学者，在一次研讨会上，她说我让她想起在伦敦教过的一名学生，这名学生其实是个王子。她让我讲我的故事，结果全班同学都震惊了。
两种版本的阿富汗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2018年，我回到阿富汗，在一所大学教授和平研究。我也为政府发展项目提供建议。当时，我的祖父与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恢复友好关系后回到阿富汗，并主张与塔利班谈判以结束冲突。
起初我试图把我的两个世界分开，但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伪君子。我穿西装，打着领带，而不是穿传统部落长袍出现在祖父家。当他的伙伴说“伊斯兰国”做得不错时，我觉得有信心挑战他们。有时，当父亲轻慢地谈到异教徒时，我会和他争论。但有时我又不想让他感觉我在否定他所遭受的一切。
两种版本的阿富汗之间的鸿沟依然显而易见。阿富汗美国大学里满是在新闻自由和对繁荣充满希望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与此同时，马路对面，我祖父政党的院落挤满了参加过反美战争的老兵。
我无法避免外界的关注。一位老同事过去常叫我“拉巴扎达”，这是对军阀子女的贬义称呼。如果有人看到我戴耳机听有声读物，他们会低声说希克马蒂亚尔的孙子正在享受音乐。有些人的家人被我祖父的民兵组织“弄失踪”了，他们有时会向我求助，然后一想到要和我对话就害怕。有一次，我和朋友坐在咖啡店，有人提到几年前附近发生了自杀式爆炸。我说我认识其中一些幕后人士。“我侄女死于那场爆炸，”旁边的人回答。
过去的几天是混乱的。尽管萨拉菲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在家族中根深蒂固，但我从未真正见过塔利班成员，直到15日我在喀布尔街头与塔利班成员交谈。我被告知，尽管我有这样的家族背景，但作为一名在媒体上出现过的学者，我还是可能成为被针对的目标。
我继续留在阿富汗，因为我希望能把两个不同世界的需求和焦虑传达给彼此。至少我知道怎么用塔利班的语言说话。如果一场对话以“愿我们把伊斯兰教的敌人挡在外面”为开头，我知道如何恰当回应。我的几个朋友已经躲起来了。有些人设法逃离——我在塔利班到达喀布尔前不久劝说我认识的一名女议员离开。另一位熟人是一名女政治家，15日晚上，她在喀布尔机场的打碎玻璃和枪击声中幸存下来并设法逃了出去。
与离开阿富汗的朋友们的对话变得愈发激烈。当我提到塔利班在公共场合出奇冷静和尊重人时，他们说我在给这个组织洗白。我觉得我必须打好手上的牌，无论是好是坏，给我提供“圣战”成长环境的塔利班，以及我生活和从事教学的进步阿富汗，都必须学会彼此相处。（作者奥拜杜拉·巴希尔是阿富汗前总理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孙子，刘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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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F_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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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阿富汗前总理孙子：我在阿富汗“两个世界”间穿梭》发布于202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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