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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子楼”与逝去的集体生活

《命运的捉弄》海报 资料图片  筒子楼,一种兼具个人居住和集体互助功能的建筑模式,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商品房兴起,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过,这些实用性强、美学风格单一的住宅样式并非中国首创,它来自苏联,一个同样饱受人民住房问题困扰的国家。

苏联的住房改革,源自战后重建的迫切需求。据资料记载,二战导致苏联境内的1700多个城市和乡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超过600万栋房屋被毁掉,2500多万居民失去了居所。而事实上,住房问题并不是战争以后才出现的。即便是在二战尚未打响的和平年代,苏联公民的人均居住面积才7平方米。尽管战后政府和个人都曾建造了大量的住所,但对于整个国家的无房户来说,相当于杯水车薪。怎样快速而廉价地建造大量住宅,是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他执政期间面临的重大考验。他回想起自己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工作时的经验,那时他曾鼓励地方政府修建经济实用的简易住房。于是,由他倡议,苏联于1949年开始用预制板建造住房。8年之后,也即1957年7月31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建设大众标准住房的决议,并将这一实践推向全国。

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从拥挤的公共住房和潮湿的板棚里,搬到了崭新但无任何多余装饰的“筒子楼”里。这种住房因其独特的时代色彩,还获得了一个带有戏谑性的名称:“赫鲁晓夫楼”。全国各地拔地而起的“火柴盒”不以标新立异作为目标,彼此之间十分相近,这也给苏联著名导演埃利达尔·梁赞诺夫(1927—2015)带来了创作灵感,从而诞生了俄罗斯人新年必备的影片——《命运的捉弄》(1975)。片中,在集体住房规模化大生产的背景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现了外形相似的“双胞胎楼”,不仅房间布局完全一致,连房子所处的街道,甚至房门的钥匙也完全相同。这使得醉酒后的男主人公阿纳托利摸错家门,邂逅了同样未婚的青年女教师卡佳,从而引发了一段美好的爱情。不过,尽管遭到嘲弄,赫鲁晓夫的住房改革成绩显赫——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筒子楼”解决了5400万苏联国民的住房问题,占当时苏联总人口的1/4。

相对于今日的公寓居住模式,“筒子楼”里的生活是喧闹而拥挤的。低矮的天花板、狭窄的厨房、公共的卫生间、嘈杂的环境……个人隐私在这里也成了公开的秘密。正如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1980)中那样,下班后每家的房门都是敞开的,中间隔着的是一层薄薄的胶合板,彼此之间毫无秘密可言。当为卡佳和果沙充当“月老”的工程师尼古拉来到果沙住处,还没聊几句,邻居老太太便将果沙的一切和盘托出。在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导演的电影《五个夜晚》(1979)中,性格活泼、乐观的卓娅不断地在公共生活中锤炼自己的性格;而单身的女主角塔玛拉却被动地“享受”着另一种热情:每天晚上,隔壁房间里一对恩爱的老夫妻都会来她家看电视,衬托其孤独处境。

对独立空间的渴求,原本是十分自然的诉求,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这种诉求成了一种奢望。1954年,作家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在日记中记下了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对新分配宿舍的“抱怨”:位于五层的房子拥挤而狭长,里面摆了两张床,中间的空隙只有走钢索的人才能通过。套房里还有八个房间,加上她一共居住了九户,所以经常会有人敲她的门:“阿赫马托娃同志,该轮到您擦走廊了”,生活环境与诗情画意大相径庭。

阿赫马托娃的处境还不是最糟的。1967年,演员瓦列里·扎洛乌辛和朋友去拜访作家马扎耶夫。由于孩子在房间里睡觉,他们就去了散发着馊饭味的厨房聊天。马扎耶夫告诉他们,他的很多作品都诞生于堆满报纸和杂物的餐桌上。扎洛乌辛描述道:作家唾沫横飞,向他们大谈托尔斯泰,而成群的苍蝇在四周飞舞。

不过,“筒子楼”也是一个微缩的社会,道德观念在每个人心中又都有各自的标准。长期的共同生活习惯培养了大部分住户的热情和忍耐力,所以人们总是能看到团结互助的温情场面。普京在青少年时期和父母长期居住在列宁格勒的集体住宅里,房间面积总计20多平方米。他表示,“我感受到来自父母和周围其他人四面八方的关怀、体贴和爱”。忙于工作的夫妻俩,经常会把孩子寄放在邻居家。与一群人同居的生活,让你“百年不孤独”,因为身边总有脚步声和交谈声……公共住房的浴室和厨房虽然局促、拥挤,却是男人们最钟爱的社交场所。在巴赫丘萨莱拍摄于苏联解体之后的电影《小偷》(1997)中,“筒子楼”成为整个故事情感线和情节线的重要推动力:鞋匠、音乐家、演员和无业游民共处一室,共处的环境为偷窃提供了便利;而在节假日的聚会,又为每个人的生活增加了丰富的内容。酒酣饭饱之时,人们在客厅共同唱起伤感而温馨的歌曲,住在同一栋楼里的小孩子发展了深刻的友谊,这是独居独户的生活所体会不到的集体温暖。

苏联最初建造“筒子楼”时,只是将这些房子视为过渡时期的暂时居所,按照规划师一开始的设想,标准的五层住房使用的时间应当不超过25年。但今天来看,一部分住房已经使用了60年甚至更久。

比起抱怨集体生活的拥挤和混乱,很多居住者在告别“筒子楼”之后,总是怀着虔诚的感恩。笔者曾经听俄罗斯的好友多次提到她在集体住宅里的儿时玩伴。每当回忆起大家一起过生日的场景,她就忍不住眼含热泪。2016年,俄罗斯出版的绘本《老房子的历史》十分畅销,其中关于集体住宅的大量篇幅,面向的正是那些对集体住宅怀有深挚情感的俄罗斯读者。

在拍摄于1982年的电影《巴科洛夫斯克大门》中,开场的一个画面意味深长:已届不惑之年的男主人公坐在车上,一边听着怀旧的歌曲,一边望着被推土机铲除的老房子陷入沉思……从地平线上被推掉的“集体住宅”,曾在这一代人心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让人想到契诃夫笔下被时代抛弃的樱桃园,充满了时代交替的暗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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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筒子楼”与逝去的集体生活》发布于202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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