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哥博客
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在清华大学做过一个讲座，题为“走出半个人的时代”，倡导应废除文理分科制度，培养全面发展、经世致用的人才。“半人时代”这一话题到今天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关于高等教育，今天社会上有两种争议性较大的言论，一是大学分科太细不妥，一是文科生太多误国。无论哪一种观点，其实都需要回答同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社会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才？如何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及时调整对人才的需求。梁思成所说的“半人时代”如今是不是有了新的含义？
教育的本质在于其社会需求的高度场景依赖性。教育科学领域的名作《人是如何学习的》对教育目标的历史变迁做了这样清晰的描述：殖民者们只要能写他们的名字，或者在契约上打X，文化水平就足够了。19世纪早期，西方学校只要求识记听写；19世纪晚期，才要求能够写作。20世纪，学校变成工厂化批量生产大众教育的场所。而进入21世纪，学生不仅被要求理解、反思，还被要求能够创造。伴随社会要求的不同，教育的体制、目标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由此构成波澜壮阔的全球教育发展史。
首先，按照丹尼尔·贝尔的划分方法，根据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不同，把社会发展划分成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教育提出不同要求。前工业社会没有特别要求；工业社会提出高素质工人需求，因此导致义务教育，通过9年的学习，培养大量能胜任工业制造基本操作的产业工人；后工业社会则提出高素质的服务业人员需求，因此导致对创造性人才的需求，要求学习者掌握分析、评价和创造层级的高级知识。而贯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通识教育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最佳途径。
其次，教育目标的变迁并非静态，而是动态循环的。二战后，世界各国的中等教育均产生注重平等和注重质量的钟摆现象。一旦国际局势平静而国内社会问题和矛盾突出，中等教育就倾向大众化的平等目标；反之，则倾向精英化的效能目标。如日本教育政策至少经历了三四个循环，最近一次回归效能目标的标志是新学力标准的制定；英国最近一次回归效能目标的标志是国家课程大纲的修改，美国则是奥巴马政府“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的出台。伴随各国教育目标的变迁循环，其课程内容结构也在分化和综合间动态变化。我国新中国成立伊始，国际形势严峻，百废待兴，因此选择文理分科、培养专才的效能目标，培养大量社会建设中坚力量，是当时合理的教育决策取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经典教育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明确指出教育和经济目的之间的密切联系。生产力的提高，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匹配，即人力资源适配的有效供给。教育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而工业化国家都致力于争夺人才。以往教育的发展都是在经济增长后产生的，今天则出现教育发展先于经济发展的现象。人们对教育提出重大课题，即要求教育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人才。现代的复杂世界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快，预测新的专业和技能越来越难，社会不愿使用制度化教育培养的制式人才，转向要求人才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也就是所谓的21世纪技能，包括沟通、数字素养、问题解决、团队合作和创造能力等。
我们今天已经走进所谓的“全人时代”。世界一流大学均对文理贯通的“全人教育”，也就是自由教育十分重视。开创了研究型大学之风的洪堡提出，如果大学只是注重满足国家的短期需要，就会陷入失败。哈佛大学在其著名的通识教育红皮书中建议，学生必须从16门通识课中选择6门，这些课程覆盖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的理查德·莱文则这样说：“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时，居然拥有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牛津大学为实现其自由教育创设了世界著名的本科导师制。
由此可知，简单地说我们要学习欧美、学习日韩，或者倡导“全人时代”、倡导“半人时代”，都是较为静态的说法。是否提供义务教育、是否强调记忆性知识、是否强调创造性知识，并没有对错之分，而只有是否符合社会发展阶段、是否符合社会需求之分。2010年以来，我国服务业人口占比已经超过农业和工业，标志我国正式进入后工业社会，必然会越来越强调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对我国高等教育而言，走出“半人时代”、倡导文理贯通、注重创造的教育，已经成为新时代的必然选择。（作者是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教授，日本大阪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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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张海：今日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才》发布于202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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