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哥博客
粟裕将军，被赞誉为天赋异禀的军事大家，他的人格魅力不仅仅在于战场上的辉煌战绩，更在于那种从不越雷池一步的谦逊品质。他的内心，充满了诚挚与尊重，而这种质地，使得他总是能够在众人面前保持低调，甚至到了一种有些过分的地步——他会将原本属于自己的荣誉与地位，毫不犹豫地推给他人。
这样的误解，也许只存在于对粟裕将军怀有深深敬爱的人们的心中。
以淮海战役的指挥为例，完全将功劳归功于粟裕将军，显然是不符合实情的。
毫无疑问，淮海战役的构思源自粟裕，但在战役的设计和目标制定上，已经远远超过了粟裕本人的初衷。
这一切，其实源于一封电报的通信。
1948年的10月11日，毛泽东回复了粟裕的一封电报，命名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原本，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的建议，只是想要以围歼黄百韬的部队为目标，在徐州至海州之间进行作战。这在后来被军事历史学者称为“小淮海战役”。
但毛泽东在回电中提出的战役规模和目标，却大大超出了粟裕的设想。
毛泽东对粟裕的战略规划是：首先，在粟裕原本设想的徐州和海州一线，消灭黄百韬的部队；接下来，占领海州，封锁国军在苏北的出海口，切断他们与青岛国军的联系；最后一步，是转战两淮地区，消灭更多的敌军。
毛泽东在电报中给粟裕设定了远大的战略目标——把国民党军逐步压缩到长江一线。
粟裕在收到这封电报后，内心无比激动
在接收到毛泽东电报的指导思路后，粟裕将军深思熟虑，一边施展他的智勇对抗黄百韬，一边琢磨如何去落实毛泽东的宏大设想。在经过二十余天的深思熟虑之后，他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被后人誉为“齐辰电”的报告。
在报告中，粟裕提出了一个策略：应当尽可能地将敌军主力牵制在江北，而不是让他们逃往江南，从而可以降低渡江战斗和解放江南的困难程度。
他的提议一针见血，还巧妙地指出了如何去执行这一策略。毛泽东在阅读了这份报告后欣喜若狂，他回复粟裕道：“齐辰电收到，我军应全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消灭敌军主力，防止他们南下。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都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粟裕后来回忆这封回复时说：“这个电报虽然短小，但每个字都意义重大。”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决策转变是在毛泽东的宏观战略指导和引领下，粟裕在具体战役层面上细化和完善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毛泽东，而不是粟裕。
当许多人谈及淮海战役的决策过程时，他们喜欢将全部的功劳都归给粟裕将军，甚至一些军事历史著作也高度赞扬他的贡献。我们无疑承认粟裕将军的无法替代的贡献，但我们也应保持客观，不能过度夸大，否则过分的赞美反而会失去真实性，过分是不行的。
总前委的秘书长是邓小平，其成员则包括刘伯承、陈毅、粟裕和谭震林。这个指挥机构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巧合的结果。当时，中央军委和粟裕几乎在同一时刻提出了对华野和中野进行统一指挥的建议。粟裕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建议让淮海战役由两个主要的野战军协作完成，并由陈毅和邓小平共同指挥。
当时，中央正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当他们看到粟裕的报告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都微笑点头，从而确定了这个指挥机构的成立。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是一个党的领导机构，而不是具体的作战指挥机构。
总前委的职责是做出重大决策，而不是处理具体的事务。具体的作战指挥是由中野和华野两个野战军的指挥部完成的。
实际上，在总前委成立之初，邓小平就已经意识到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当时，刘伯承还在豫西，还未与邓小平和陈毅会面。此外，邓小平和陈毅所在的中野指挥部并没有足够的通信手段。
在战争的快速变化之中，用落后的通信方式指挥前线的部队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邓小平和陈毅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建议。
这并非是一种谦让的说法。因为相比于中野指挥部，中央军委的通信手段无疑要强大得多。
因此，中央军委并未犹豫，许多具体的战役指挥任务，他们都直接将电报发送到了粟裕的手中，并同时把它转发给了总前委。
有一些极其紧急的电报，伟人甚至选择直接单独发送给粟裕。比如1948年11月1日的一个例子，伟人从前线的情报系统中得知了黄百韬的具体位置，他没有时间将这个信息发送给总前委，所以他直接给粟裕发了一封出乎寻常的电报。
电报的接收人只写了一个字：粟。其他常规的电报中的“并报陈邓”等字样都没有出现。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告知他发现了黄百韬的位置，要求粟裕集中火力，优先摧毁黄百韬的指挥部。
为什么要打破常规呢？原因在于情况极其紧急，为了追求效率，他直接联系了具体的指挥者。
当然，邓小平和刘伯承两位不愿意处理过于具体的事务，还存在一个不易公开的“潜规则”。
在我们的军队传统中，当两支军队协同作战时，一般由兵力多或者级别高的一方负责指挥另一方。
华野和中野协同作战，两个野战军的级别是相同的。按照传统，应该由兵力更多的一方指挥兵力较少的一方。
华野所承担的作战任务远远超过了中野，他们需要对抗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多个敌军兵团，同时还要警防刘汝明和李延年的兵团。
而中野只需要负责对抗黄维的兵团。
对比之下，华野应该是主力，中野应当辅助。
但如果从资历、职务、能力上来看，让粟裕单独指挥两大野战军，合适吗？显然，这是不合适的。
邓小平作为党内的重要领导人，他的智慧和威望备受赞誉，他被任命为总前委书记，符合人们的期待。再看刘伯承，他是我军的建军元勋，他在红军时期便担任过总参谋长，他的军事素养和领导才能，都是顶尖的。再加上陈毅的丰富经验和深厚基础，邓刘陈的领导组合自然不会引起异议。因此，虽然华野的兵力众多，但在战役的指挥上，粟裕和谭震林却居于被领导的位置。
但在具体的军事指挥层面，邓小平和刘伯承二位都非常精明，他们明白何时该发言，何时该保持沉默。他们会在大的政策和战略决策中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在涉及到华野的战役方向时，他们都会充分征求陈毅的意见，尊重他的决定，这给华野保留了足够的面子。
在具体的兵力调配、进攻路线，以及战功评定等方面，邓小平和刘伯承都不会对粟裕的决定进行干预。
粟裕在许多场合和许多文稿中都明确地提到，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总前委的指挥下进行的。这样的表述，既客观又含义深远。
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的领导地位是无可否认的，这一点毫无争议。但是，如果只说邓小平指挥了淮海战役，那就显得片面了，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淮海战役的复杂性、战局的变化性，以及敌我双方的兵力交错程度，都超过了辽沈战役。
众所周知，辽沈战役中，国军的兵力基本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他们主要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地驻守。尽管塔山战役和黑山战役也是运动战和阵地战的结合，都是在野外进行，但这两场战役都是为了包围锦州和沈阳两城。
在淮海战役中，国军的战斗行为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动态流动。黄百韬以新安镇为出发点，一路北进，意图占领徐州，却在行进过程中被粟裕的部队包围；邱清泉和李弥的兵团则在从徐州南撤的途中陷入粟裕的围攻；黄维率军从豫南出发，打算进军安徽，却在半路上被刘伯承截住。另外，孙元良和刘汝明等人也在支援或撤退的过程中被我军包围。
而国军的各个兵团之间，既要支援彼此，又要防备对方的攻击，敌我形势随时都在变化，形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战局。
这种战斗的复杂度和困难程度都大大增加，所需要动员的力量也随之增大。这就导致了指挥和协调的难度大幅度上升，只有具有高度权威的人才能稳住局面，确保各个方向的兵力能够顺畅调动，没有任何顾虑。
可以说，对于华野和中野来说，这样的战役都难以独自完成指挥。
对于淮海战役的指挥，伟人实际上从战略到战术，都进行了周到的考虑和安排（需要强调的是，他并没有越级指挥）。
淮海战役的大小决策，都是在伟人的指导下，由粟裕逐步形成的。
当发现了黄百韬的指挥所，伟人立刻发电报给粟裕，让他加强攻击。
伟人担心李延年和刘汝明的兵团会对我军构成威胁，他提醒华野构筑多层阵地，以加强防御。
在杜聿明的撤退方向尚未确定时，粟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伟人就直接从周恩来那里获取情报，然后发送给华野的指挥所……
在杜聿明被围之后，粟裕计划总攻，但伟人却下令稍后进攻，以便配合华北战场，把傅作义的兵力全部留在平津。
在淮海战役的开展过程中，全军士气紧张，伟人也难掩内心的忧虑。尤其是在11月10日和11月11日这两天，战事如火如荼，伟人每日都向华野和中野的指挥部发去四封电报，对前线战况的关注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然而，这其中的一条电报却让粟裕颇感棘手。在11月10日的电报中，伟人希望华野在行动中尽可能包围黄百韬兵团和李弥兵团。然而，这两支兵团均是徐州"剿总"的主力军，即使能够包围其中一支也已经相当艰难，粟裕自觉力有未逮，难以同时解决两支兵团。
这个任务最后其实并未完成，但粟裕并未明言，以免触碰中央的神经。好在伟人及时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补发了一封电报，表示中央对前线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前线指挥应以粟裕为主，不必每一件事都要请示。
尽管如此，伟人还是无法抑制他对前线的关切，他要求华野每天都要报告前线的情况。在11月12日，粟裕收到了一封充满人情味的电报。伟人在电报中命令，粟裕的指挥所距离前线过近，必须后撤5公里。
粟裕心头一暖，立即服从命令，带着他的指挥所悄然后撤5公里。他们在一处曾经关羽在徐州遭遇失败的土山，重新设立了指挥所。
在现代的热兵器时代，由于无线电通信的存在，总指挥部和远离数千里的战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总指挥部完全可以实现对前线的精确指挥和控制，前提是他们有足够的信息支持和强大的控制能力，而伟人恰恰具备这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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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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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谁是淮海战役总指挥？既不是粟裕，也非邓小平，那是谁？》发布于202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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