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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找出一位不是书法家的文人士大夫，比现在找出一位是书法家的政治文化官员同样困难。由此可知，唐代书法普及程度之广泛、书法水准之高，达到了历代之峰巅。颜真卿能在这样的书法文化环境中脱颖而出，创立“颜体”，独领书法艺术正大光明气韵，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颜真卿(709年-784年)，字清臣，祖籍琅玡临沂。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登进士第，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后因得罪权臣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时，颜真卿率义军对抗叛军。后至凤翔，被授为宪部尚书。唐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兴元元年(784年)，被派遣晓谕叛将李希烈，凛然拒贼，终被缢杀。追赠司徒，谥号“文忠”。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颜体书法正是这一“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颜体书法的创立不仅是对文字书写技法的革新，更为重要的是对书法固有理念的一次超越。颜体书法的特质是：以报国之躯为结体、以忠义气血为笔墨、以礼教法制为章法、以品格操守为神采，将厚积的艺术造诣同大唐特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环境相融的结晶。我国书坛历来就有“以书掩人”和“以人掩书”之说，而“颜体”书法的问世彻底打破了这一定律，实现了“以人传书”和“以书传人”的结合，达到“人书合一”的最高境界。在人们的心目中，颜真卿与颜体书法已无法分割，成为相融一体的文化介质。《论颜体书法精神》一文，将颜体书法阐释为具有六个方面的精神价值符号：忠贞爱国精神、民本邦先精神、守正创新精神、护法维序精神、团结包容精神、坚韧奋进精神。一千多年来，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广泛深刻影响，远远超出了书法艺术本身，对“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传承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价值精神，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颜体书法与唐宋散文八大家
从中国文学史和古代文化复兴创新上看，散文体裁以“唐宋八大家”成就最大，这八位文学散文家分别是：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曾巩、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唐朝两位、宋代占了六位，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宋代文艺兴盛，堪比欧洲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个比喻是否恰当暂且不论，我们关注的是，唐宋散文的复兴和“颜体”书法的创立是否有内在联系，是否曾受到过“颜体”创新的影响。
在唐宋八大家中，对散文文化贡献最大的是前四家，即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轼，后人将其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如果再集中一下代表性，则是韩愈同欧阳修两大家，一个代表了唐、一个代表了宋。
韩愈（768年—824年）晚唐名臣，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文章同“颜体”是怎样联系的呢？韩愈比颜真卿小57岁，颜真卿就义第二年（786年）韩愈考中进士，走向仕途，颜真卿忠义节操是韩愈学习追慕的榜样。在政治生涯中，韩愈和颜真卿走的基本上是一条相同的路线，因而形成了大致相近的从政经历：不畏权贵、秉公直言，数次遭贬、贬而愈忠。颜真卿遭受过四次贬谪，韩愈经受了三次贬谪。颜真卿《祭侄稿》悲壮义愤，尽显家国情怀，韩愈的《论佛骨表》则是不顾个人生死安危直谏皇帝，贬而无悔。颜真卿《争座位帖》直击权宦不守朝廷纲纪的行为，韩愈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则表现了心系民生、勇揭腐败弊政，为民不惜舍官的胆略和气概。有了政治理念上的共鸣，在文化艺术爱好上自然会趋向一致。颜体显著特点是艺术范畴“人书合一”的实践，而这一实践创举对中唐后的整个文化领域具有深刻影响。韩愈正是受此启发，扛起古文运动的旗帜，反对风靡一时的专讲声律对仗，无论内容实质，游离社会现实的骈偶文体，和颜真卿反对两晋以来刻意炫耀玩耍笔墨，忽视书法思想内涵的媚俗技法，具有一脉相承之根源。韩愈文章的“发言直率、无所畏避”则同颜体书法“用笔直正，不蹈偏侧”异曲同工。韩愈在文学方面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的观点，更是颜体书法的“人书合一”、“书以载道”的理念，在文学领域的拓展延伸。
目前，我们虽没有看到韩愈对颜真卿书法评价的史料记载，但他同颜真卿的追随者及后裔确有交往。韩愈崇拜的古文运动先驱李华，是颜真卿的挚友。韩愈年轻时结交的名士萧存，正是在湖州和颜真卿共同编纂《干禄字书》的萧颖士之子。萧颖士是初唐古文运动的先驱，同颜真卿工作相处多年，关系密切。萧存继承先父遗愿，十分用心古文革新。在文学方面，韩愈非常佩服颜真卿的挚友独孤及（725年—777年）的文章，韩愈在连句上的合作者孟郊（751年—814年）曾是颜真卿《竹山堂连句》合作者皎然的同僚。颜真卿为文，同李华、萧颖士观点一样，注重实用，“不事弥文”，现存的十一篇文表，除一篇为骈体文外，其余全部使用散体。曾和颜真卿同朝为官的元次山，也是一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元次山去世后，颜真卿为他书写了《元结碑》。从一定意义上讲，颜真卿也是古文运动发起人。对此，韩愈不可能不知道。从这些活动迹象不难看出，韩愈包括他的父辈对颜真卿书品、文品及从政为官节操都是推崇的。韩愈在《石鼓歌》一诗里写道“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直截了当的对王羲之、王献之书法风格提出贬抑批评，韩愈所追求的中正大气，能够表达书写者意志的“人书合一”书风，同颜体风格的内在气质是高度一致的。从韩愈留下来为数不多的书法作品分析，如《白鹦鹉赋碑》，以中锋取势，含篆籀法，颇有颜真卿《争座位帖》筋骨风神。而轶事典故中有“韩愈梦吞丹篆”之说，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进一步印证了书文同理。颜真卿用创立颜体的方式第一次推倒了唐朝守旧文化的多米诺骨牌，韩愈则在散文领域呐喊呼应。从“书以载道”到“文以载道”，两门不同的文化艺术在最高层次归于一统。
谈到欧阳修（1007年—1072年），我们似乎感到比韩愈更为熟悉亲切，欧阳修学富五车，著作齐身，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政治家、改革家，还是一位慧眼识才大师级人物。散文宋六家中，除王安石不是他直接培养的弟子，其余苏轼、苏洵、苏辙、曾巩四家，都是欧阳修名副其实的门生弟子。由他主持的嘉佑二年科考，成为我国历史上“千年科举第一龙虎榜”佳话。名篇《醉翁亭记》，凡是上过中学的人都背诵过，“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不知曾倾倒过历代多少文人雅士。
欧阳修带头发起诗文革新运动，受韩愈“古文运动”的启发，史书上有确切记载。而颜体书法对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影响，尽管史籍没有清晰记述，但轶卷散书确有传载。并且，颜体书法对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影响还远早于韩愈。《宋史》“欧阳修传”是这样记述的：欧阳修对宋代立国近百年来，气调柔弱、墨守成规的文风十分不满，一直想求变革，但力不从心，又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意思是：“有一次欧阳修游历随州（今属湖北），在废纸篓中得到了唐朝韩愈的遗稿，读后万分欣慕，于是苦心孤诣地探幽索隐，以致废寝忘食，他决心要同韩愈在文化创新方面并驾齐驱，比肩齐名”。文中没有记载这件事是哪一年，但不难推断出应是“庆历改革”失败后，欧阳修被贬地方任职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件事发生在欧阳修中晚年。因为传记中记录了在这之前，欧阳修曾多次和苏舜元、苏舜钦兄弟以及柳开、穆修等人讨论如何摒除骈偶文风，“作而张之”，张扬正气。这几位都是欧阳修中年同朝为官的知己。当时北宋文坛“西昆体”盛行，早在三百年前已被韩愈、柳宗元击败的骈文重新抬头，尤其是声律和谐、遣词雅丽、浮艳雕饰、内容空乏的四六体，从社会已蔓延至表、章、奏、疏等公文中，这种“时文”还受到君主的重视推广，危害很大。
欧阳修接触颜体碑帖的时间比发现韩愈文稿要早得多。据宋史记载，欧阳修青少年时期就对历史典籍很感兴趣，对金石古碑拓帖情有独钟，无论走到哪，遇见碑石古刻，总要把碑石的文字抄写或拓下来，用以研究考证历史，欣赏鉴别书法。尤其是对颜真卿书写的碑帖喜爱有加，几乎颜体得以传世的碑帖全部收藏手中。对不同时期颜字的演变风格，逐一比对深究。欧阳修编写过一部名为《集古录》的书，将自己收藏的碑帖，以及为这些碑帖写的跋尾，均收在此书中。据《集古录》记载，收藏颜碑拓片达十三件之多，有《东方朔画赞碑阴记》、《靖居寺题名》、《麻姑仙坛记》大字本和小字本，《大唐中兴颂》、《干禄字书》、《杜济神道碑》、《谢堂记》、《颜勤礼碑》、《颜家庙碑》、《湖州石记》、《蔡明远帖》、《乞米帖》、《元次山碑》等，这些碑刻多为颜真卿晚年所书。
欧阳修收藏颜碑拓片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与史传正其阙谬”，更大程度上是对颜真卿书法中所涵养的精神气概，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爱国忧民、守正创新的敬仰与推崇。也正是从颜字里逐渐领悟精神价值符号的过程中，形成了“颜体”这一概念。在欧阳修把颜真卿的字定位“颜体”之前，书法理论界只有字体之别，并无书体之分，包括早于颜真卿的唐朝书法家：褚随良、欧阳询、虞世南等，尽管取得了很大书艺成就，但从未称其为某种书体。这也是“颜柳欧赵”四家，没有按早晚时间顺序排列，将本来早于颜真卿的欧阳询排在颜真卿之后的原因。当然也有“颜体”更具有思想文化价值的因素。从更深一个层面讲，“颜体”所包含的思想价值，正是“以书载道”“人书合一”的具体展现。
书法创新与散文创新同出一理。颜体书法创新之举使欧阳修受到熏陶，从此萌发了诗文革新意念。当这种理念酝酿积淀到一定程度，又偶然发现了韩愈的文稿，于是才有“读而心慕焉”。写作是欧阳修的长项，“以文明道”的思想火花在散文体裁创作中终于迸发出来，在韩愈古文运动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文以载道”、“文以致用”的思想内涵。高举散文革新旗帜，适应时代潮流，因而使其占据了宋代新文化运动领袖地位，为古散文繁荣做出巨大贡献。
从现在来看，假设没有欧阳修深邃的眼力，“颜体”这一概念的形成不知会推迟到哪一个朝代。反过来讲，假设没有“颜体”对欧阳修潜移默化的启发作用，宋代古文运动的新文化思想也未必会启程的那么早、声势那么大、走的那么远。欧阳修对“颜体”的贡献和“颜体”对欧阳修的影响，都是我们取之不竭的优秀传统文化财富。
二、颜体与唐宋政治经济革新
从颜体书法的创立到晚唐及两宋更替，四百年多时间内发生了三次较大的政治经济变革，分别是唐代的“永贞革新”和宋代的“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参与推动这三次“变革”的政治文人，在思想认知和理念信仰方面，同颜体书法所彰显的守正求变、富国安民的精神，具有跨时代的一致性。这就使字体创新与政治革新看似无涉却内有关联。
“永贞革新”发生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主要采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贬斥贪官污吏、整顿税收、取消进奉、废除宦官五坊使，并试图收回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的兵权等。这次改革由于直接触犯了宦官、贪官、藩镇及贵族利益，遭到剧烈抵制，坚持不到一年便宣告失败。领导“永贞革新”的核心集团是“二王”与“刘柳”，即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而“刘柳”则是革新策略制定的主要谋划者和改革措施贯彻落实的推动者。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倡导文化革新的同时，用最大的精力参与政治变革，从变革策略制定到推行，既挂帅又出征。柳宗元父亲柳镇同颜真卿是一个时期的官员，长期任职府县。颜真卿忠君报国，民本情怀对柳镇有较大的影响，自然而然的影响到了柳宗元。柳宗元在任监察御史期间，刚正直言，后被贬到地方任职，仍然不改初衷，积极主动为民兴利除弊，如兴办学堂，推广医学，开凿水利，开垦良田等。这和他秉承的儒家民本思想和经世致用的态度，以及刚直不阿的品德是分不开的。
柳宗元同韩愈一样，其变革思想的树立，直接受到过颜体守正创新的影响。柳宗元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书法家，但罕有墨迹传世，据一些文字资料记载他擅长隶草。刘禹锡诗文中也曾表述过，柳氏是一位擅长隶草的书法家，也就是用篆隶笔法写行草。同颜真卿《争座位贴》、《祭侄稿》同属一种风格。柳宗元的笔法无疑是通过临摹颜体行书所得，从有记载的师承关系上看，也可证实这一点。柳宗元曾拜黄甫阅为师，而黄甫阅的老师正是张旭，同颜真卿师出同门。从对书法的理解到对文化的认知，再到守正创新、积极用世的从政理念分析，正吻合了“颜体”创立的精神追求。
“永贞革新”另一位中坚力量刘禹锡，虽然不在散文八大家之列，由于和柳宗元志同道合，又和韩愈过从较密，刘禹锡秉持的“以文明道”的思想更多是通过诗歌形式表现出来。刘禹锡大量诗篇情感，多数都倾注寄托到了对新政失败的惋惜，和重返改革政坛的希冀上。也可以说因“永贞革新”受贬，成就了这位诗家。我在构思酝酿颜体书法同“永贞革新”关联的过程中，总有一种感受，觉得称刘禹锡“诗哲”比“诗豪”更准确。刘禹锡性格直率豪放，而诗的境界则是“言豪意哲”，他要表达的内心，并不是豪气奔放的一面，而是政治抱负无法得以施展所带来的痛惜与忧伤。如《悲秋》、《游玄都观》、《再游玄都观》、《乌衣巷》等，释放的是一种因革新失败而淤积于内心的孤愤，还有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坚韧志向。格调高雅，气韵雄迈，可惜至今依然常被误读。
刘禹锡是位不情愿当书法家的书法家，他认为文学对社会教化作用更直接，所以文学应在书法之上。后来在柳宗元鼓动下，才对书法下了一番功夫。有一段时期“刘柳”的书信频繁来往，用诗歌形式对书法进行过多次交流探讨，刘禹锡还写了一篇《书论》。在楷书方面刘禹锡以临摹柳体为主，从中领略“颜筋柳骨”韵致。据容庚《丛帖目》记载，刘禹锡的书法被收录《淳熙秘阁绩帖》第七卷，可惜这部汇帖已经失传。
“庆历新政”是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3年）进行的一场政治改革，改革以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为宗旨，具体策略有：明黜陟、精贡举、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重命令、推恩信等，由于庆历新政触犯了一大批守旧的大官僚、贵族的利益，遭到阻挠，仅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就被废止了。这次改革虽然失败，却为以后的王安石变法做了一次有益尝试，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这次新政的政治集团人员主要有：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蔡襄等。清一色的颜真卿及颜体书法的崇拜者、传扬者。庆历新政在一定意义上说，策划执行集团不仅直接受颜体创新的影响，还借助颜真卿及颜体所提倡的精神价值作为一种积极推动力量。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幼年丧父，家境复寒，但读书刻苦，登进士第，在当地方官时，就注重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关心时政得失，获得清正名声，后来被推荐到朝中为官，又以敢于直言，不畏权贵而著名。曾上书《百官图》揭露吕夷简等朝中权贵以权谋私、任人唯亲、排挤贤能的行为，警示朝廷、痛击政弊。宋仁宗庆历三年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相当副宰相，主抓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直接领导了庆历新政。范仲淹改革图新、富国强兵的思想意识和变革策略，在地方执政时就已萌生。天圣五年，也就是庆历新政前十六年，当时他只是一个守丧在家的离职县令。即便是在服丧的日子里，他也不忘天下，关心时事，献策国政。给朝廷写了一封《上执政书》，里面这样写道：“所以冒哀以上书言国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一个国家经历长时期稳定发展之后，必然会出现不思进取现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整个社会。福祸相依，祖先早就告诉过我们，穷则生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人间至理，国家的隐患在于不思变革进取”。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振聋发聩。《宋史》中称范仲淹《上执政书》堪比诸葛亮的《隆中对》。
范仲淹改革受阻后被贬出朝廷，于庆历六年，在河南邓州（今河南邓县）写了《岳阳楼记》，表述了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情思，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句，抒发自己在逆境之中依然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大家知道，唐宋散文八大家中，没有范仲淹的名字。为这件事情历来不少智者贤达探究其因，其实原因很简单，如果将范仲淹列入八大家，仅凭《岳阳楼记》一文，余下诸家只能甘拜下风。《岳阳楼记》无论是胸怀境界，还是文理神采，都远胜一筹。
范仲淹同颜真卿在家国情怀上，有着天然的共鸣，范仲淹作为跨朝代的后生，对颜真卿其人其书，崇拜有加。他把颜书的特质首次用“颜筋”来表述，既入木三分又在情理之中。“颜筋柳骨”出自范仲淹《祭石学士文》。此文没有记载书写年代，据推断应同写《岳阳楼记》的年代相近。这一时期，一身正气、一心报国的范仲淹在政治上已经遭受了四次贬谪重挫，因而更能体验到颜体书法筋韧精神的重要，并把筋韧力量用到积极从政、处事、做人之中，完全符合范仲淹“忧君忧民”矢志不改的家国情怀。正是这种颜筋精神使范仲淹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不忘初心，坚守节操，使仁善洞达的文人品格永不变色走样。
大道只有一条，小道则是五花八门。参与庆历新政的韩琦、欧阳修、蔡襄等，同范仲淹一样，都是走在一条正直大道的文人官员，他们对书法艺术风格的追求趋于一致性。韩琦曾身居宰相高位，有政治清明的口碑。韩琦一生喜欢书法，他的老前辈宋绶有自己的书体风格，属二王一脉，曾一度被倾朝学之。然而韩琦不袭前辈，《宋史》有“韩琦好颜书”的记载。从他传世的《信宿贴》看，尽管韩琦不是一个能够在作品中体现颜体“方正”特点的艺术家，但取之于颜，饶有筋骨之神采。
至于欧阳修、蔡襄，说起来更有巧合之趣。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之前，就因在朝庭奔走宣扬振兴宋朝，必除弊政的政治观点，政治上受到打击，欧阳修对此十分不满，写信给当时的谏官高若讷，指责他不为范仲淹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申辩：“犹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蔡襄则作《四贤一不肖诗》在朝堂四处散发，“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赞誉范仲淹、余靖、欧阳修、尹诛革新派，讽刺挖苦不主张正义的高若讷。欧阳修进而作了著名的《朋党论》一文呈给宋仁宗，反对用“朋党”的罪名堵塞言路、排斥忠良，要求复用范仲淹。将范仲淹称之为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我们现在所用“同志”一词即发源于此。
我们再从颜体的角度作个链接：范仲淹将颜真卿书法首次定义为“颜筋”，欧阳修首次将颜书定义为“颜体”。“颜筋”、“颜体”这两个简练、传神、准确、深刻揭示颜真卿书法本质的概念，为颜真卿书法的传世推广，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蔡襄则是颜体书法的忠实接力传承者，尤其是在颜楷方面的传承发展，为后世弘扬颜体书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书体创立、文化复兴、政治变革，在推动庆历新政的文人士大夫中得到无缝的衔接与融合。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掀起的“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是宋朝历史上规模更大的一次改革运动，在朝廷的支持下，主要策划推动者就是王安石。虽然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但这次变法可称得上是有史以来，历次变法中争论最大、影响最大、意义最大的一次变法。所颁发的均输、青苗、农田水利、保甲、募役、市易、保马、方田均税诸，历经九百年后，依然是史学界以及各界有识之士研究的重要课题，对其是非功过的争辩，对其经验教训的探索，还必将继续下去。从积极一面考虑，这次变法在封建社会制度的框架下，有意识的培育了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的萌芽，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有些改革措施和思路，如决定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源要素要由国家掌控配置，将政府机构、经济运行权力，根据经济改革需要予以调整或重组等，至今还在沿用。我们现行体制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十分接近熙宁变法时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历任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典、知制诰、拜参知政事等。从履历看，王安石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科举出仕，没有后台，从基层县级一直干到中央级的天才实干家、改革家，同时还负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的盛名。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就遇到种种阻力，难度相当大。对各项变革的阻力和难度，王安石早有预料，但对“青苗法”变革的事与愿违，则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本来是一项最有胜算的改革举措，结果成为上下一致反对，连同“募役法”，最终演化成整体改革翻盘的导火索。王安石在鄞县任县令期间，通过运用“青苗法”的办法措施，解救了成千上万贫民生活的窘迫，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初步显现出利国利民的积极作用。实践反复验证，可以用来复制的良策，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如今看来，不在改革制度本身，而主要是推行和执行层面出了问题。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一刀切”、瞒上欺下，以及借改革之名中饱私囊，用扭曲考绩的套路邀功请赏。正是这些浮夸、虚假、层层加码、错误违法行为，导致改革的车轮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歪头和尚念歪经”被历朝历代反复重演。今天我们重温王安石变法，对此，应当引起高度警惕和防范。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熙宁变法”是如何受到颜体书法影响的。王安石作为散文八大家之一，不仅继承了韩愈“文以载道”的诗文创新思想，还提出了“文以明道”，丰富了“古文运动”文化创新的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亲自用政治实践行动，为文化复兴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王安石代表作之一《答司马谏议书》，既是文化创新的硕果，又是变法图新的思想基础，文中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世界观，简直是东西科学思想共振，中外哲学思想和鸣。从颜体书法艺术创新，延伸到文化创新，进而扩大到经济政治革新，在王安石一个人身上全部得以探索践行。难怪列宁也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把“永贞革新”同“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联系起来分析，也可以看出颜体书法对改革影响的连续性和富有力度递进性。尤其是“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因发生在同一朝代，连续性更为直接。王安石考取进士的第三个年头，由范仲淹、欧阳修领导的庆历改革就开始了。此次改革王安石虽然没资格参与，但改革的动机、目的、策略对王安石触动很大。王安石致力于革除弊政、强国富民的变法种子在庆历改革之后就深植心底。纵观王安石的从政过程，也是个很好的例证。王安石之所以能成为旷世奇才，因为他是一位善学前贤、仰慕前贤的集大成者。唐朝韩愈是他写文章的学习榜样，颜真卿则是他为官、做人及书法的学习榜样。王安石曾写过一首《吴长文新得颜公坏碑》，对颜真卿敬佩之情溢于言表：“鲁公之书既绝伦，岁久更为时所珍。荒坛坏冢朽崖屋，剥落风雨埋煨尘。断碑数尺谁所得，点画入纸完如新。延陵公子好事者，拓取持寄情相亲。六书篆书数变改，训诂后世多失真。谁初妄凿妍与丑，坐使学士劳骸筋。堂堂鲁公勇且仁，出遇世难亲经纶。挥毫卓荦又惊俗，岂亦以此夸常民。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勉强方通神。诗歌甘棠美召伯，爱惜蔽芾由思人。时危忠谊常恨少，宝此勿复令埋堙。”见到朋友得到一块鲁公残碑，竟然欣喜致此，足见平时对鲁公及颜书的仰慕，超出常人。
三、颜体书法与“文治武功”
“安史之乱”对唐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都是一次重创，在颜真卿心灵深处更是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颜家三十多口在抗击叛乱中英勇就义，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场动乱充分检验和彰显了颜氏一门的爱国忠义精神。颜真卿做为一名文人士大夫，在大唐危亡之际，在未得到皇帝诏令的前提下，首举抗击义旗，主动组织联络河北诸郡二十余万义军，拼杀在前线。有效打击牵制敌人，为大唐平叛争取了时间，取得了一定战绩。经历了这场生死劫难，颜体书法逐渐走向了成熟的巅峰。我们在欣赏颜体书法时，总有那种排兵布阵一般、横成行、竖成列、威武严明、斗志奋发、无懈可击的感受。通过抗击“安史之乱”，颜真卿在战争中真切体验到了“用兵”与书法“用锋”的相通道理。锋侧则力险，锋散则力弱，唯有锋聚裹，其力方坚。锋聚的前提需要中锋行笔。其实这正是颜真卿“文修武备”理念在书法艺术中的折射。国难当头，“文人用兵”的壮举，开唐之先河，并为后世文人士大夫文武兼修治国理念的树立与强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前面谈到了颜体对韩愈文学思想的影响，而在文人用兵方面对韩愈也有启发。在韩愈的生平中，“随征淮西”、“出使镇州”，充分展现了文修武用的能力。公元817年，唐元和十二年，淮西军阀吴元济叛乱，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抚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聘请时任中书舍人的韩愈任行军司马。韩愈为一举挫败叛军吴元济，平定淮西在战略战术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在平叛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以出其不意之势生擒吴元济。可惜裴度未及时采行。李愬利用这一计谋，自文城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后来韩愈审时度势，借平定淮西声势，晓喻王承宗，不用一兵一卒使镇州叛将归服朝廷。韩愈文治武备的才能被广为称道。唐朝大臣皇浦湜赞扬韩愈“先生之武，袭蹈圣矩”。到了宋代，韩琦还为能文能武的韩愈未能拜相，而倍感惋惜：“韩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为相，而竟不用，谈者至今眦为谤”。
北宋范仲淹也是一位文人用兵将帅之才。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年），西夏王元昊称帝，举兵进犯边关，形势危急，宋仁宗当时一头发晕，深感无将可用，不得已认命文人贬官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使。当时西夏连年在北宋陕、甘一带边境烧杀劫掠，因北宋的精锐部队都被编入禁军拱卫京师，在西北边境只有一支当摆设用的万人军队，“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战斗力低下。范仲淹到任后，正确分析研判敌我双方形势，没有急功冒进，采取“营田久守”的策略，择时出击。一面加紧整顿军队，招募操练兵将，一面想方设法联络本土羌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取得他们支持。“以利诱之、以德服之”，同少数民族兄弟缔结盟友，在孤立敌人的同时，寻找战机，并不时出其不意击退西夏进犯的敌军。经过一系列整顿训练，大大提高了边防战斗力和凝聚力，威震敌胆。西夏军队称他“腹中有数万兵甲”，从此不敢轻而冒犯，巩固稳定了西北边防局势。《宋史》记载仁宗曾感叹：“若仲淹处援，吾无忧矣”。后世称赞范仲淹“守得了边疆，坐得了庙堂”，为两宋出将拜相第一人。“结盟御敌”被后世不少戍边将帅搬用。中国红军长征过彝人区时，刘伯承元帅与彝族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又称“彝海结盟”，用得也是这一办法。范仲淹的“营田久守”、“屯田戍边”的军事策略同我党抗日初期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以及新疆建设兵团的成立，也有相似之处，只是早了近一个世纪。
范仲淹作为诗词名家，但一生流传下来的词只有六首，而《渔家傲-秋思》，是范仲淹以镇守边疆的亲身经历而作。非常强烈的抒发了一心报国，建功立业的情感。“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首词为宋词豪放派开了先河，有人甚至将《渔家傲-秋思》与人称为“百代词曲之祖”。
文天祥的大名，随着《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经典诗句，为后人铭记景仰，曾激励过无数志士献身报国建功大业。史料考证，文天祥的忠义英烈受颜真卿影响尤深。
文天祥（1236年—1283年），初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 )人，宝佑四年(1256年)中状元。“率军勤王”的壮举，成就了文天祥文修武备的美名，堪称文人用兵的典范。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元军沿长江东下，临安告急，时在赣州任上的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士卒，联络郡里和其他州郡的英雄豪士，聚集众兵万人北上勤王，宋廷得知此事，命文天祥以江南西路提刑安抚使身份，率军入卫京师。他的同僚劝他说:“现在元兵分三路南下进攻，攻破京畿，进迫内地，你组织平民义军万众赴京入卫，这与群羊同猛虎相斗没有什么差别。”文天祥回答说:“我也知道是这么回事。但国家养育臣民三百多年，一旦有危急，征集天下的兵丁，没有一人一骑入卫，我深感惭愧遗憾。所以，我纵然以卵击石、以身殉国，希望天下忠臣义士将会有听说此事后而奋起的。依靠仁义取胜就可以自立，依靠人多就可以促成事业成功，如果按此而行，那么国家就有保障了”。后来，在南宋危亡之际，文天祥率领义军转战东南，坚持在江西、福建、广东一带抗元，取得不少战绩，收复了一些州县失地。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冬，因寡不敌众，在广东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被押送大都（今北京），囚禁三年，誓死不屈，从容就义。
文天祥自幼就以范仲淹、欧阳修、胡铨等宋代文臣义士为榜样。追溯到唐朝，颜真卿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囚禁期间，文天祥写过一篇震烁古今的《正气歌》，里面有两句诗耐人寻味：“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上一句讲的是，在安史之乱中张巡死守睢阳的壮举，下一句讲的则是，颜真卿兄长颜杲卿英勇就义前痛骂叛臣的事情。颜真卿祭侄稿里写有“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复。天下悔祸，谁为荼毒”。一家三十余人宁死不屈，一个个被安禄山肢解杀害。颜杲卿被俘后对叛贼安禄山骂不绝口，被刽子手用铁钩将其舌头勾断，颜杲卿依旧含糊不清怒骂。忠义之节，惊天地、泣鬼神。文天祥于1279年（祥兴二年）被元军押解到元大都燕京（今北京），途中经过颜真卿英雄战斗过的平原郡，感触颇深，写了一首诗叫《过平原》。对颜真卿兄弟在反抗安史之乱斗争中，所表现的忠贞义节大加歌颂，以表达自己爱憎分明的情感：“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渔阳动鼙鼓，大江以北无坚城。公家兄弟奋戈起，一十七郡连夏盟。贼闻失色分兵还，不敢长驱入咸京。明皇父子将西狩，由是灵武起义兵。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论牵制公威灵。哀哉常山惨钩舌，心归朝廷气不慑。崎岖坎坷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节。当年幸脱安禄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杀公，宰相卢杞欺日月。乱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当天。”
文天祥是南宋一位名副其实的书法家，以篆书闻名，可惜所写篆书未能传世。从传世的行书特点看，如《上宏斋帖卷》、《端阳帖》、《木鸡集序》等，无疑取法晋唐，犹效怀素张旭草法，有颜体行书“争座位帖”笔意。其形有别颜字，但神采与颜书近同。
明代《震泽集》中言：“公之精忠大节，焯焯天地间，而字画精妙，虽纸墨之微，亦皆不苟”。清代《大观录》中称：“信国公精忠大节，以一身任有宋三日祀纲常之重，临池小道耳，无足为公轩轾，然世之宝公翰墨者，比唐之颜平原。盖两公书不必同，其忠节同也”。颜真卿及颜体书法对文天祥的影响之大之深，由此亦可见一斑。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这位享誉海内外的心学集大成者，也曾经用实践书写过“文人用兵”的壮丽篇章。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字伯安，别号阳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左佥都御史、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王阳明有两次著名的用兵经历，一次是平定江西盗贼，一次是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当时，南中地带盗贼蜂拥四起，猖獗凶残，前任巡抚文森被惊吓托病去职，赣县主簿战死，形势异常严峻。王阳明到任后，全面侦探叛军情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曾充当过盗贼耳目的地方仆役，教化他们立功赎过。并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用声东击西的计谋，出其不意，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贼兵。后又利用获得朝廷旗牌的有利条件，连破数地八十多处贼巢，斩贼数千。一举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附近的人都惊呼王守仁是位神将。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发动的叛乱，尤被后世称道。在这次平叛中，王守仁没有兵符，依靠募集各府县义兵，征调军粮、制造兵械船只，会同湖广、两广部队，号称十六万大军。乘敌不备，直捣宁王老巢南昌，双方在鄱阳湖经过三天激战，活捉朱宸濠。宁王叛乱历时35天后宣告结束。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曾评价王阳明：“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清代著名大臣张廷玉这样评价王阳明：“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
回过头再看颜真卿及颜体书法对王阳明的多方面影响。王阳明入仕后，加入了京城的一个文化圈子，在这个圈子里王阳明同当时号称“十才子”的顶尖人物，复古派的领军人物李梦阳过往最密。王阳明除十分欣赏李梦阳敢于弹劾太监刘瑾、文章极佳之外，还对李梦阳颇得颜体精髓的好书法羡慕不已。对学颜高手就这样欣赏，对颜真卿的崇拜自然可想而知。王阳明本来就具备很高的书法天赋，也曾下过一番临帖功夫，有记载称他在博取诸家的同时，主要取法李邕、后又学黄庭坚。李邕是颜真卿的前辈，黄庭坚则是学颜的再传弟子了。如果认真分析王阳明的《家传词翰额》楷书和《登大伾山赋碑》行书，气势雄浑、大气磅礴，直接取法颜真卿、柳公权，“颜筋柳骨”的痕迹依稀可见。就连王阳明心学的创立，虽说是对朱程及陆九渊思想体系的传承和完善，也隐现颜真卿守正创新意蕴。王阳明心学“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心动意动”的理念，意在推崇“明道则生”。这同“书以载道”、“书以明道”直抒情感的颜体精神，本质是一致的。心学则是把颜体书学扩大到了更广泛的领域。
文人的基本属性具有前瞻性。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挺身而出，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如果说警惕安禄山的反叛之心，只是对一个人的防范，那么通过对国家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宦官专权等封建王朝这些带有劣根性危害的警惕，则是颜真卿对整个国家隐患的思虑。到了宋代尽管重文抑武，客观上起到了防范藩镇谋反的作用，但边关的武备废弛，又为夷族侵扰提供了可乘之机。明代土地兼并使大量无产者变为流民，又增加了局部动乱的风险。有责任的文人士大夫，在为消除内忧发挥治国作用的同时，一直紧绷着抵御外患，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统一的卫国之弦，无疑是报国思想在“防患于未然”中的必要储备。有了颜真卿“文人用兵”之举，接下来，诸如韩愈、范仲淹、文天祥，以及王阳明“文修武备”、“文治武功”的信念得以强化，一旦国家遇到危机即挺身而出，大显身手，施展用兵才能，尽在情理之中。颜体书法与文治武功之关联，在于书者的理念品格取向和才能。
四、颜体书法与廉政文化
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颜真卿一生廉洁从政的思想行为及颜体书法通过艺术形式，对廉洁价值观的凝练传扬，极大丰富拓展了廉政文化的实践内容和方式。
颜真卿所传碑帖中《乞米帖》、《鹿脯帖》、《与蔡明远帖》，被称为最能体现廉政文化价值的悲壮三帖。《乞米帖》是颜真卿五十三岁在刑部尚书任上所书。唐宋时期官员的待遇规定是，京官俸禄薄于外官，其原因让人咂舌，就是京官灰色收入多。对颜真卿来讲，利用朝堂权位索取钱财轻而易举，他却不愿与那些贪腐官员同流合污。加之家庭成员多，开支大，为节省粮食一度全家人靠吃粥充饥，“举家食粥以数月，今日馨竭”。无奈只好向同事李太保求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鹿脯帖》是五十七岁时写给御史大夫李光进的信札，帖中称“病妻服药，要少鹿肉干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许”，当时颜夫人韦氏正在病中，需借鹿肉佐药。从续写的《后鹿脯帖》看，借药引子还不止一两次。《与蔡明远帖》是颜真卿五十一岁时写给同僚好友蔡明远的一封感谢信，叙述的是颜真卿罢职湖州刺史，受召入朝，当时全家逗留金陵，遭遇饮食匮乏，“阖家百口，几至糊口”，蔡明远闻讯从不远千里夏镇，昼夜兼程“冒涉江湖，连舸而来”，以济颜真卿举家之困。一介高官，数度生活窘迫，依然不改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初心。进而将这一高尚的廉政思想行为同书法艺术有机结合，打造成一本天衣无缝的廉政文化及民本思想教科书，千年来，铭心刻骨般的教化影响了一朝又一朝、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士大夫。
受颜体书法影响，践行廉政文化的事例，我们还是从前面提到的几位士大夫官员谈起。
柳宗元继承了父亲柳镇“守政为民，嫉恶不惧”的优良传统，一生秉持执政为民理念，清正廉明、两袖清风、远离贪腐，经常以“仕虽未达，无忘人生之患”与朋友共勉。被贬到永州后，常虑民生之艰难，不忍心兴土木建官署，曾寄居寺庙办公。后被贬到柳州，直至因病去世在工作一线，时年四十七岁。在柳州四年时间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把这个蛮夷不毛之地，治理的井井有条。据韩愈在为柳宗元写的《柳州罗池庙碑》里讲：“老百姓从事稳定的职业，逃亡外地的人都从四处归来，安居乐业，百业兴旺，院子里盖了新房，渡口有新船，池子园林整洁完好，猪牛鸭繁殖得多而肥大，人们在外则友爱兄亲、尊敬长者，回家则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又在柳州大修孔子庙作为学堂，城镇街道加以整治使之端正，栽上好花木，柳州百姓都非常高兴。”还有“解放奴婢”、“令禁巫术”、“破土凿井”、“培养村医”等德政，可惜韩愈没有详述。这样一位好官，由于过度操劳，为官清廉、家境凄凉，虽为一州之长，病死后家里以至于无钱治丧，只好暂时埋葬于柳州，一年后，由柳宗元生前好友裴度帮助，将灵柩移到长安归葬先人之墓。留下两个孩子家里无力抚养，由刘禹锡资助养大。
谈起刘禹锡，人们自然会想到耳熟能详的《陋室铭》，这首诗里满满的镶嵌的是一块廉政文化宝石。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贬谪到外地为官大半辈子。写《陋室铭》时是在和州刺史任上，从小处说也算是个正处级以上干部，加上曾在朝堂执政身份以及大诗人的声誉，选个舒适的办公室和住处，不成问题，但他从不计较这些，生活工作在极其破旧的陋室里，依旧不改兼济天下，拯救苍生的宿愿。“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刘禹锡在连州任上时也非常艰苦：“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论起为民政绩，更是无所挑剔。被贬的地方都是偏远落后的闭塞之地，水灾、旱灾、疫情多发，刘禹锡在地方任上，总能够筹粮赈灾，兴修水利，倡导“功利存乎人民”。甚至征集全国药方，自己亲自参加研配，帮助疫区防疫克疫，拯救了成百上千的平民生命。特别是在苏州任上，考绩曾被列为“政最”，这是唐朝和平时期地方官员极少能得到的荣誉，朝廷赐刘禹锡紫袍、金鱼袋以示荣宠。按道理讲，刘禹锡家境应该比较殷实，因为妻子也是朝中一位副厅级官员的女儿，但过得依然比较清苦，家里的一个铜镜磨损斑斑，已经照不清面容，竟然舍不得换个新的，只好让铜匠打磨一下将就使用，还专门作了一首《磨镜篇》。
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曾任浙东观察史的李绅途径苏州，派人持名札邀刘禹锡赴宴，席门邀舞女助兴，歌妓作陪。刘禹锡看到曾写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诗的李绅竟如此奢靡，很是不解。后来写了一首《赠李司空妓》，诗中写道：“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李绅曾当过负责水利、基建方面工作的司空，这里讽刺李绅见惯了奢侈场面，而刘禹锡对此确痛恨疾首。“司空见惯”这句成语流传至今。刘禹锡不仅自己能够做到廉洁从政，还经常教育下一代，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应“勿以金帛财物为念”。
范仲淹从幼年时就深受廉政熏陶。父亲范墉曾任武宁三军节度掌书记、刑部郎中、太子老师，一生为官清廉，病逝在任上。因家无积蓄，范母携带着幼小的范仲淹，在官府和朋友帮助下，将灵柩运回苏州老家安葬。这件事让范仲淹终生难忘，因而“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范仲淹在应天府（河南商丘）求学时生活清苦，每天煮粥，待粥凝固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伴着腌菜各吃两块，就算填饱肚子了。当地官员听说他刻苦读书的事迹，派人给他送去好饭，以示鼓励。范仲淹一口也不肯吃，他认为今天尝到美食，以后对着粥菜就吃不下去了。这就是“断齑划粥”成语的来历。范仲淹入仕后在广德军司理参军任上干了几年，“克己奉公”、“贫止一马”，升迁亳州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时，因路费不够用，只好卖掉坐骑，步行数百里到任。从小能自律，有权不变节，始终以洁身自好，从严从俭要求自己，做了高官家里依然如贫贱时一般俭朴，史书说他家人从“不识富贵之乐”。范仲淹在右司谏任上时，江淮一带遭受水灾，当地百姓无粮可食，只能吃一种叫乌昧草的野生植物充饥保命，范仲淹亲自去灾区赈灾，回朝带回一捆野草，建议仁宗和皇亲国戚品尝，让他们了解民间疾苦，收敛奢侈挥霍之举，警示官员戒贪戒奢、忧民惜民。范仲淹任参政知事后，可谓位高权重、薪高禄厚。他在家庭会上曾告诫子孙：“吾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当今吾已为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到了晚年，范仲淹门徒建议他在洛阳修建住宅，安度余生，他对弟子们说：“每晚就寝时，我都要合计自己一天的俸禄和一天所做的事，二者要相当，以对得起朝廷的俸禄，如今我之所以打算退休，就是因为我年老体衰，精力有限，能为他人做的事一天比一天少，对不起百姓，对不起俸禄。这时营造安乐窝，岂又能安乐”。范仲淹家族人丁众多，“富者待教，贫者待哺”，于是他把一生为官的有限积蓄，连同皇上奖赏的布绢，全部分给了族人。他说：“祖宗积德四百余年，才使我有如今成就，而一族之人都是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出于这个朴素思想，范仲淹做出建立“义庄”的决定。“范氏义庄”是国家慈善机构的前身。范仲淹曾应进士好友许书记所请，写过一篇《道服赞》札帖，在赞扬道教服装设计新颖的同时，还不忘嘱之“宠为辱主，骄为祸府，重此如师”。廉政初心，时刻谨记心中。《道服赞》札帖，先后被选入《群玉堂》、《宋贤帖》和《三希堂》著名法帖。
皇佑四年（1052年）范仲淹调往颖州，这时他已经是重病缠身，坚持扶疾上任，在赶往徐州途中，溘然长逝，这一天是公元1052的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四岁。去世前抱病给仁宗皇帝写下了《遗表》：“希望陛下上乘天心，下顺民意，管理百姓要在未乱之时，包容百姓当用中正之道。”提醒建议仁宗“不徇人欲，明刑慎赏，尊崇贤良，抑裁侥幸”。按照宋朝的规矩，《遗表》可以为自己的子孙求恩泽，如求官、求职、求科举名分等，但范仲淹通篇指陈时政，对一家之利没任何请求。和他父亲病逝时情景一样，囊无积蓄，一家人凭借官府救济和弟子资助，将灵柩运往洛阳南郊万安山下安葬。范仲淹“虽位充禄厚而以贫终其身”，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可供享乐的遗产，然而为中华民族，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及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个始终坚守“天下为己任”，时时展现高风亮节的士大夫，注定要用自己最后的凄凉，铸就廉政文化永久丰碑。让人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九百多年后，《道服赞》一帖被收藏家张伯驹以110两黄金买去，据估算，这个价钱当时在北京可以购买三几座四合院。廉洁行为和优秀人格一旦转化为文化价值，永远不可低估。这也算是对生前几乎居无定所的“宋代第一完人”，在灵魂上的安慰吧。
苏轼则是用另一种方式，将廉政文化演绎成一种人见人爱的艺术行为。苏轼因宋朝发生的一次最大的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职，在第三年的寒食节，书写了两首五言诗，这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苏轼二十一岁就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先后在朝廷任职四十多年，一直奉行“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苏门廉洁文化理念，不贪不沾，注意节俭，总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由于平时少有积蓄，降职黄州任上，薪水也减了不少，日子过得更加清苦，粗茶淡饭以为常事。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制订了开支计划，把每年的薪禄分成十二份，每月用一份，每一次开支都要仔细权衡。“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正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还有比这种境况更苦的时候，那是元丰七年，苏轼自黄州移汝州，行至泗州时（今江西盱眙西北）衣食告罄，他在《乞常州居住表》里写道：“禄廪既空，衣食不继，资用罄竭”。不得不乞就近的常州居住。
清廉勤政的思想，苏轼走到哪就传扬到哪儿。如在岭南期间不让官府强征民力建官衙，在临时居所办公。在广州为民引水不留名，在扬州任太守时“罢除万花会”等等，至今传为美谈。不贪财的文人士大夫，头脑空间大，容易装进更多的知识、学问、智慧、操行。苏轼就是这样的人。“唐宋散文八大家”、“唐宋书法八大家”都有他的重要位置，唐宋文人辈出，在书法、文化两个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空前绝后，无人比肩。
王安石作为一代名相，位高权重，廉洁朴素的德行一直被变法名声所遮掩。早在州县任职时，王安石超人的才干和优秀品格就显现出来，多次被举荐到朝中任职，但被他婉言拒绝，理由是家里人口多，京府没房子，消费高，承担不起，在基层工作生活更合适。拒腐蚀、永不沾，不大吃二喝，不搞迎来送往，不玩物丧志。不搞结党营私、不押妓、不纳妾、一尘不染、百毒不侵，终生做到了“衣不求华，食不厌蔬”。王安石即使退职以后，依然清廉自守，保持节操。《侯靖录》记载：王介甫外出，自江陵过苏州。刘原父作守，以州郡礼邀之，营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坐，遂去妓。顾介甫曰：“烧车与船，延之上坐。”刘原父引韩愈《送穷文》的结句恭维王安石：“满足您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愿望了，请您上座吧”。《吕氏杂记》记载：王安石退居江宁后，知江宁府怕他受冷落，有意邀了一些官员名人去拜访，荆公不喜，辞之以诗云“只喜往来相邂逅，却嫌招唤苦不宁”。虽御职赋闲，仍不愿接受官场迎来送往那一套。王安石清廉的节操，就连反对变法的政治对手也心服口服。黄庭坚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到贬谪，但他对王安石的学识和品德十分敬佩：“与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上述几位廉政典范，不仅引导了当世的官风、民风，又为后世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诸多启示和借鉴。
廉政文化不是“清官文化”。不像一些人想象的冷酷无情，颜真卿、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王安石、王阳明等，他们并没有刻意追求清官的声誉，在他们的思想理念中，清官则是从政的必然要求，是廉政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为谋求清廉名声去做清廉之事，反倒是一种不廉行为。他们都做到了铁面无私，与无私有情的相行不悖。包括国情、家情、亲情、乡情、战友情、同志情、同学情、上级情、下属情等。颜真卿身居高官亲自为妻子购药、借药，彰显了夫妇之情；范仲淹位居权贵，亲自集资安置属下孤寡，彰显了上下级之情；范仲淹次子范纯仁为照顾好神经失常的兄长，几次被提拔不就，彰显了弟兄家亲之情；刘禹锡主动抚养柳宗元后代并为其整理出版文稿，彰显了同志、同学、战友之情（二人是同科进士）；王阳明自费安葬死在赴任途中的一位小官主仆，彰显了乡谊之情，还专门写了《瘗旅文》以示纪念，这篇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些情义都是国家情怀的延伸，都是国情激流中迸发出的绚丽浪花。
廉政文化不是“苦行文化”。廉政文化的真谛是为大多数人都过上幸福、安乐、民主、自由的生活，不是像苦行僧那样越苦越好。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要防止特权阶层的贪腐堕落。防止官员贪腐，也不是倡导越苦越好，只是要求“君子需财，取之有度；君子有好，取之有节；君子有情，取之有操”。颜真卿、柳宗元、刘禹锡、欧阳修、苏轼都有诗酒酬唱的喜好，都有游历寻幽的喜好，都有访碑玩帖的喜好。柳宗元、刘禹锡还曾在接待场合多次喝酒过量。范仲淹曾因喝酒过量伤及肝肺，留下后遗症。苏轼还喜欢研究食谱，有“美食家”称谓。这些并没有影响他们廉洁从政、践行丰富廉政文化的美好形象。
廉政文化不同于廉政制度。广义上讲廉政文化尽管包含廉政制度，但二者有区别。制度带有强制性，廉政文化是一种内在的约束力，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认同，是一种无需提醒的自觉、无需约束的自律、无需强迫的自愿、无需迎合的自悦。像王安石那样，心系变法图强，食肉不知其味，常人追求的吃喝玩乐、押妓纳妾，感官上的享受，对于王安石则认为是一种痛苦的罪过。在宋朝，押妓纳妾是法律制度允许的，在道德规范上也属约定俗成。五品以上官员少有不纳妾的，在世人眼里高官富翁不纳妾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就连王安石的夫人都公开支持他纳妾，还亲自介绍到他身边一位妾女。王安石“自觉不就，不迩声色”成为轶事典故。王安石的政治对手司马光也是廉政文化的培育者。司马光在“众人皆以奢靡为荣”的大环境下，做到了“吾有心独以俭素为美”，并常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自警自醒。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篇里写道：道德是一种美事、仁义是一种快乐，所以虽然住茅草屋，睡泥土床，穿破衣服，吃粗粮食物，都不会因为生活贫苦而感到羞愧，却只怕自己挥霍过度，劳民伤财。受《颜氏家训》的影响，还专为下一代写了一篇《训俭示康》家训，成为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光作为一代硕儒，颜真卿是他学习追慕的榜样。司马光编纂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用了较长的篇幅赞颂颜真卿的政绩功德，唐纪（755年—756年）三十三到四十九，用了十七个章节，超过了一些相国或帝王的记载，足见司马光对颜真卿的崇拜之情。王安石、司马光两个人政治出道相差三年，同朝为官，一个为变法而生、一个为反对变法而死。但两个人的出发点都是：为国为民。在治国政见上完全敌对的两位高官，始终保持住了廉政文化的一种底色，这就是廉政文化的魅力。
廉政文化不同于偶然做到的一两次从廉行为，廉政文化一旦同人内心精神价值相融合，自然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和恒久的行为方式。以使拒腐蚀、永不沾成为内心的一种需要，不再受外界的干扰和影响，并有一种世代传续的力量，和对身边人及后世潜移默化的力量。像范仲淹那样，其父为廉吏，其子为廉官。长子范纯祐以忠孝著称，可惜英年早逝；次子范纯仁是一代名相；三子范纯礼官至尚书右丞即副宰相；四子范纯粹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历史上留下了“世济忠直”、“清正世家”的声誉。活跃在范仲淹身边的政治友人和文人知己，都具有清廉的名声。即便是《岳阳楼记》中提到的腾宗凉，曾因使用“公使钱”不当，遭到弹劾被贬。但他也不是贪官，宋人后来还是给了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为人尚气，好施与，喜建学，在岳州治为天下第一，清廉无余财。
廉政文化同廉洁文化稍有区别。廉政文化以政治官员以及行政、司法、事业、企业等具有公共权力的人员为主体，廉洁文化涉及行业范围更加宽泛。但二者本质是指，人们关于从政或从业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处事方式、工作方式，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核心价值观是自律秉公，不谋私利，忠诚国家，服务于民。
五、颜体书法与金石学
颜体书法价值魅力是多元的，其中对金石学的形成，对中华成语的贡献，不可忽略。金石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自甲骨文算起，起源悠久。金石传拓技法的兴盛，则是造纸术发明之后的事。自西汉开始，已有人专门研究古文字，考释古铜器，记述古籍，但没有专著问世，没有形成一门学问。到了宋朝“金石学”才初露单门学科端倪，创始人就是欧阳修。欧阳修从青年时就有嗜古的爱好，即便是在进京赶考的路上，遇到古石碑碣也要留来拓下文字，研究一番。走向仕途后，地位发生了变化，为这一业余爱好发展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之后几十年，利用工作之便利，广泛观赏、收录公私所藏金石遗文，绘制图形、整理记录器物碑石名称，从周朝到隋唐五代，见一块抄录一块，把原来文人士大夫用以玩赏的奇石珍拓变成学术研究对象。为“金石学”成为一门边缘学科奠定了基础。欧阳修仅存的几纸记录金石拓片的手写文稿，现在珍藏在我国台湾省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后有宋代的赵明诚、李清照对金石广泛收藏、鉴定、研究，明代董其昌、赵崡的收藏，清代乾隆年间御纂《西清古鉴》等金石方面专著问世，及翁方纲、包世臣、陈介祺、瑞方、杨守敬、罗振玉、王懿荣、康有为、张伯英、朱文钧等收藏研究，遂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历史传统文化内容。
欧阳修所著金石考古学力作《集古录》，成书于宋嘉祐八年（1063年），熙宁二年（1069年）其子撰集《集古目录》二十卷，收录石刻拓本上千卷。在这些拓本（片）中，大量收录了颜真卿的碑刻墨拓，对这些书法作品研究深刻、记录详细，从书法技法表现形式到凝聚价值符号的书法神质，再到颜真卿忠义品格，紧密联系到一起。“颜体”概念正是欧阳修在收集研究碑帖的基础上形成的。欧阳修在颜真卿拓跋上写到：颜鲁公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
碑帖书法汇刻，自宋迄清多达二百多种类，由官方出资组织，或是经官方批准民间出资的汇刻也不下五六十种。名气大，流传广的丛帖有：宋代的《淳化阁帖》、《大观帖》、《绛帖》、《汝帖》、《博古堂帖》、《群玉堂帖》；明代的《宝贤堂帖》、《余清齋帖》、《东书堂帖》、《治晋齋帖》、《墨池堂帖》、《玉烟堂帖》、《亭云馆帖》、《清鉴堂帖》；清代的《快雪堂帖》、《识思堂帖》、《秧碧堂帖》、《敬一堂帖》、《三希堂帖》等等。除了《淳化阁帖》、《大观帖》没有选录颜真卿书法作品外，其余汇帖全部刻印了颜真卿的作品，有的还把颜体书法以独立组卷的方式汇刻拓印，如《玉烟堂》第十七卷，《识思堂》第十二卷，《听雨楼帖》第一卷。《唐宋八大家书发帖》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全是颜体书法。宋嘉定八年留元刚专为颜真卿刻有八卷《忠义堂帖》，后又续刻一卷，共收录颜体书法四十五种。颜真卿的《祭侄稿》、《争座位帖》、《移蔡帖》、《麻姑仙坛记》等主要碑帖都在收录范围。清代摹刻《忠义堂帖》二卷，平定张穆摹刻《忠义堂帖》一卷，桐城光熙摹刻《忠义堂帖》四卷。《淳化阁帖》之所以没收录颜体书法，研究者认为主要有重大政治背景，比如，颜真卿代表的尊唐忠义形象一直被政权尚不稳定的宋太宗敌视、赵颜两家世代恩怨、创新与复古之争等。《大观帖》没有收录颜体书法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大观帖》是在《淳化阁帖》的基础上刻印的，没有做大幅度调整；另一方面，看看明代范大澈一句对此帖的评语就清楚了：“太清楼帖（大观帖别名），大观三年蔡京奉旨摹刻于太清楼”。由蔡京主持策划摹刻的汇帖，注定要将颜帖排斥在外，忠与奸，如同冰火两重天，不可相容。
到了南宋，留元刚为什么专门为颜真卿刻了八卷碑帖呢？可以说这是文化领域在国家危亡图存之际，发出的一次正义呐喊。留元刚父亲留正任南宋宰相，他曾警示当朝说：“士大夫名节不立，国家缓急无所倚仗。靖康金人犯阙，死义者少，因乱谋利者多。今欲恢复，当崇尚名节”。这段话，首先唤醒了宰相之子留元刚，尽管他职位并不高，但他懂得颜真卿忠义形象，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强大是多么重要。
纵观历代书法传承下来的墨拓，颜体数量之多、传扬之广，人们之尊崇，可称得上首屈一指，为金石学研究孕育了优秀历史文化之韵。颜真卿书学思想的创新，启发文化思想的创新，文化创新又影响到欧阳修对金石领域分类研究方式的创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互为联系、互为融合。欧阳修的《集古录》及赵明诚、李清照的《金石录》，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编纂而成的。古文字是金石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颜真卿在湖州任上编纂成文字音韵巨著《韵海镜源》360卷，可惜至宋时该书已散佚344卷，仅存16卷。而颜氏《干禄字书》基本比较完整流传下来，对一千多个常用古文字，在字形、字义、字音上进行了规范。现在依然流行的宋体印刷字型，主要是依据颜体书法横平竖直特点演变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颜体书法对金石学的影响是历史文化传续丰富过程中的必然。有意思的是，颜真卿喜欢写字，当初并没有想到要创造一种书体。欧阳修喜欢收集金石拓片，也并没有想要创建一门新学科。然而都成为了现实。由此可见，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任何一个分门别类，只要研究到一定深度和厚度，自然就会升华到超越门类本身的高度。这就是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源远有续、激流勇进，永不衰竭的道理所在。
颜体书法对成语的影响，则是更为直接。自从颜体问世后，历代直接评价、赞颂颜体笔法、神采而创新的词汇有一百多条，间接的也有几十个。有的已被选入各种字典、词典的成语词条。有的虽没纳入词典，但也约定俗成作为成语被频繁引用。有的成语因颜体而出，但喻义深刻、广泛，已推及运用到了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为我国成语词汇的丰富和提升，起到了一定作用，有选择的汇集如下：颜体、颜筋、丰碑、屋漏痕、篆籀气、折钗股、忠义堂、中锋用笔、中正之笔、篆隶笔意、锋末复健、蚕头燕尾、颜筋柳骨、干禄字书、正大气象、庙堂之尊、笔墨忠魂、道德君子、人书合一、书以载道、书以明道、立德践行、立朝正色、庄重笃实、秀颖超举、志气之妙、谆涵深厚、忠义愤发、顿挫郁屈、天真罄露、诡异飞动、独标古劲、格力天纵、涵抱万有、奇伟秀拔、率意天成、细筋入骨、雄秀独出、秀颖深厚、宏伟庄重、刚而有礼、德重才博、笔力遒婉、久而益彰、抗兹忠节、殉国仪刑、见危杀身、锋势中正、信乎自然、动有姿态、直抵仓颉、英气仙骨、浑厚纯古、得于意外、千古不磨、揽其秀色、令人意远、深山大泽、龙虎变化等等。
六、颜体书法与历代传承
在科举取仕的唐代，如果想找一位不具备书法家书写能力的文人士大夫来，比现今在政治文化官员中找一位书法家还难。尽管唐代书家辈出，群星璀璨，但能够做到打破常规，守正创新，独立创出一种书体的只有颜真卿。范文澜曾说：“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书体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颜体的创立，标志着书法字体最高层次的规范化，唐为楷书巅峰，颜为唐楷至尊。因而，颜体对后世书艺的影响是广泛深远的。
颜体书法自晚唐开始，其影响日渐扩大，到了宋代达到一个阶段性高潮，宋中期就有“学书先学颜”的提法，并日渐成为不是政令的号令，即使是不专攻颜体的书家，无论是尚意派、尚态派还是碑帖派，几乎都在颜体书法中汲取过营养，受到过启迪。这里我们按照“以楷为法”的思路，仅将历代在学习借鉴颜楷方面，造诣深、成就大的书家理一理。
韦纵，晚唐书法家，曾任大理评事，书写的《王卓碑》、《盐池碑》流传至今。叶冒炽《语石》称：“唐人得鲁公笔法可乱真者有二，曰韦纵、曰胡证”。现在西安碑林收藏的《唐陀罗尼幢》，世皆以为鲁公书，实为韦纵书写。《王卓碑》书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距颜体成熟只有三十多年时间，在较短的时间内将颜体写成这般水平十分难得。当然，对韦纵的书法如加以深入探究，虽形貌神似，筋力尚有不足。但可以证实一点，颜体一问世就产生了较强的辐射作用。韦纵生平资料不祥，《旧唐书韦坚传》里的韦坚，是中唐大臣，任吏部尚书时同颜真卿有过从，韦纵与韦坚亦或有血缘关系，或是韦坚之后。
胡证（758年—828年）是晚唐另一位学颜书家。曾任岭南节度使，韶州刺史。传世书作有《狄仁杰碑》。《狄仁杰碑》原为李邕撰文，张廷贵书丹，“安史之乱”毁于战火，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悼念狄公盛德，在原址重立石碑，由冯宿撰文，胡证篆额书丹。胡证学颜下过很大的功夫，求貌追神，名扬一时。然而终归文人气息较浓，笔力尚显柔弱。
到了宋朝，苏轼可以说是学习颜体的典范人物。学颜体书艺、追鲁公气节，做人、处事、为官，处处以颜真卿为榜样。在楷书方面苏轼的成就也很不一般。写于宋元丰元年（1078年）的《表忠观碑》，是苏轼书碑的代表作之一，笔法及风格取法于颜真卿《东方朔画赞》，历代赏析者多以“清雄”二字概括。苏轼对《东方朔画赞》颜楷书写风格情有独钟，应与颜真卿平原抗乱，忠名鹤起有关。苏轼的行书临摹《争座位帖》和《祭侄稿》，而且他把学习颜真卿书法当成是一种人格品德的修养和历练。他在临《争做位帖》跋中总结到：“但观《争坐位》即知吾言不谬。簿书之暇，每沐浴焚香，大小临数十卷，虽不相似，而书法已愈于宿昔多之矣。”每次临写前先沐浴焚香，对先贤书艺恭敬谦诚之心，言简尽表，感人至深。苏轼传世之作《寒食帖》，乍一看和颜真卿行书不尽相同，认真品味又感每一笔一画都隐藏着颜筋涵养，又具备天然豁达、质朴率真的个性特征。对此，黄庚竖跋中评到“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元朝的鲜于枢认为《寒食帖》是继《兰亭序》、《祭侄稿》后的“天下第三行书”。这种定论，如果按书写问世时间的先后排列，第一是《兰亭序》，第二是《祭侄稿》，第三是《寒食帖》，没问题。如从艺术及精神价值考量，我们认为这样的排序不尽合理。现在应提出《祭侄稿》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寒食帖》并列第二的观点，供今人及后世研究评判。其实几年前就有学者提出过这个观点，至今没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蔡襄（1012年—1067年）作为宋朝另一位学颜大家，在楷书方面似乎比苏轼的成绩还突出。《宋史》中这样写到：“蔡公书法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蔡襄是宋仁宗最喜欢的书法家，他对颜体的追慕推崇，在历史关键节点上，对颜体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颜鲁公天资忠义人也，人多爱其书，书岂公意耶。”从蔡襄这段话里分析，他对颜体书法的理解显然高人一筹。民间曾有一种说法，“苏黄米蔡”四家中的“蔡”，起初是指蔡京，因蔡京是奸臣才改为蔡襄。从宋代史料记载看，这种传说是不正确的，虽然意在奚落针贬蔡京这个遗臭万年的奸相，同时损誉了蔡襄的历史书法地位。蔡京的楷书远低于蔡襄的格调。蔡襄对书法艺术贡献至少有三点：一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他的推动下，使欧阳修的“颜体”概念，得到官方与社会认可，并将颜体风格在宋代语境中变成一种价值符号。二是他利用三十多年时间研究论证欧阳修收藏的拓片文物，其中包括许多颜真卿的作品，为颜真卿书作时期的划分，以及金石学科建立打下了基础。三是他在颜体书法的鉴定、学习、继承上发挥了巨大作用。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当初有人认为是由颜真卿的子侄辈所写。蔡襄于1055年在《自书告身帖》后写了一篇简短而正式的跋：“鲁公末年告身，忠贤不得而见也。甫阳蔡襄斋戒以观，至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最有权威的书家有了定论，于是杂音尽消。蔡襄年轻时喜欢临摹“二王”书体，随着政治地位变化和远大抱负志向的确立，以及阅历的丰富。人生境界得以升华，感到“二王”风格同自己追求产生了差距，而颜体正合情怀。中年时便开始加强了对颜体的临摹研究。《昼锦堂记》、《万安桥记》是蔡襄颜楷的代表作，尤其是写于宋治平二年（1065年）的《昼锦堂记》，在创作过程中别出心裁，每字单独写上几十遍，择其最佳者进行拼合，故又称“百衲碑”，此碑取颜真卿《鲜于氏离堆记》、《自书告身帖》的神采，字体方正、端庄，又不失活泼、优雅。和苏轼意境一样，在追求颜体丰厚底蕴的基础上，首开书写风格多样化的先河。
金代的王询，元代的不忽术及其子康里、鲜于枢，杨维桢，明代的王阳明、朱实昌、李梦阳、王铎、傅山都是学颜体卓有成就又能自成一家的书家。
到了清代，钱沣扛起了学颜大旗，一改明代董其昌、王征明倡导的官阁书风，为颜体书法在清中后期复兴起到了引领作用。
钱沣（1740—1795）号南园，字东往，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历任翰林词馆，两任湖南学政，督察湖南广道，监察御史。钱沣选择颜体风格是追求人生品格和价值的必然，为官从政同颜真卿一样清正廉洁、嫉恶如仇、不避权贵、正直坦荡。先后参劾陕西总督毕沅、山东巡抚国泰、军机大臣和珅等，清史评为“素以直声震海内”。由于钱沣学颜成就卓著，写出颜体风格，独树一帜，拓宽了颜体书法多样化的路径，给人启示很大。因而清代及民国曾流行过“学颜先学钱”的说法。钱沣楷书代表作有《枯树赋》、《施芳谷寿序》、《周官外史》等，有不少书法爱好者借鉴钱沣学颜的方法，以“意临追神”为主，写出了名堂，成为名副其实的颜体书家。如赵藩、陈荣昌、谭延闿、谭延泽、华世奎、周昭怡等。
清朝另一位学颜卓有成就者是何绍基(1799年-1873年)，字子贞，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历充广东乡试考官、提督，视学浙江，擢四川学政。何绍基家学深厚，其父何凌汉也是一位名臣书家。何绍基初学《张黑女墓志》和《道因碑》，后对颜体情有独钟，苦心临摹《争座位帖》、《祭侄稿》，对颜楷《麻姑仙坛记》大、中、小字拓本皆反复揣摩，又融入魏碑笔意，独成一家。
颜体书法对后世影响之大，传承之众不一一详述。从艺术成就角度讲，颜体作为唐楷的巅峰，只可膜拜学习，但终不可企及。千年来涌现出的诸多书家中，选出几位学颜楷成就最大的蔡襄、钱沣、何绍基，同颜体原作比，只能说蔡襄只学到七八成、钱沣学到六七成、何绍基学到五六成而已。在学颜的道路上高原与高峰，攀顶与攀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方兴未艾的学颜大军在攀登的过程中，足可受益至深、收获至大。这正是颜体书法影响千年，经久不衰，并必将传承下去的活力源泉。
七、颜体书法与人社文旅
颜体书法，自宋朝之后，逐渐演绎成一种价值观念符号，只是历来缺乏挖掘，归纳和概括，使颜真卿高尚的人格同高超的艺术一直处于若游若离、若隐若现的状态。我去年写了一篇《颜体书法精神》论文，尽管这篇书论的深度、宽度不甚理想，但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试图将二者在理论层面连接到一起，将价值符号内涵诠释厘清。这样一来，我们谈颜体书法对一千多年来的人社文旅的影响，就不会再产生牵强、突兀的感觉。
当代著名文化学者、散文作家余秋雨在《中国文化课》一书中，谈到对《祭侄稿》的敬重时写到：“我不管遇到多少灾难，包括前些年那些暴徒用谣言和诽谤反扑我，我都坚定不移，继续从事我的文化大业，因为我心中有颜真卿的血泪笔墨。”显然，余秋雨认为颜真卿坚强不屈的忠义大节凝结到了颜体书法中，把《祭侄稿》当作崇高文化人格的“圣标”来攀及膜拜。明代书法大家傅山《论书》写到：“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这里的“鲁公诂”并不是仅仅指颜真卿为训诂世家，而是指浩然之气的精神价值取向。一幅书法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一种书体可以为一个社会注入文化精神正能量，这就是颜体生生不息的教化作用。
去年秋天，我去山东费县谒拜了“颜林”和“颜真卿纪念馆”，深深被颜体书法精神对当地干部群众的教化作用所感动。费县是颜真卿的祖籍所在地，颜真卿生前足迹是否到过费县并没有记载，因为颜真卿前几辈人已搬居异地，从这个角度讲，颜真卿一生回过或没回过老家已经不大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是“忠臣义士”的故里，世世代代都不会改变。颜林有一千多年历史，颜忠和颜真卿、颜杲卿在此安葬。颜林广场塑有颜真卿、颜杲卿“双忠”雕像。颜真卿纪念馆则是近几年新建。据县领导讲，“颜真卿纪念馆”及真卿公园的位置，选在县城中央最好的风水宝地，如果把这块地开发成房地产，县财政肯定会增加一大笔收入。他们没被眼前利益所动，规划建设成了颜真卿公园，很有远见。现在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休闲旅游的好去处。费县山清水秀，文化旅游景点很多，但在人们心目中“颜林”和“颜真卿纪念馆”是最有含金量的景点。一杆红色文旅旗帜，正在飘向全国。费县还建设了一座公办“鲁公小学”，培育鲁公颜体精神，从小学生抓起。实则“为之计深远”，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祖国大江南北，凡是颜真卿曾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凡是有颜碑伫立的地方，都正在成为爱国教育基地和旅游的热点。德州因立有《东方朔画赞碑》，历史上建有真卿公园；南京鲁公祠及放生庵始建于唐元和年间，后又扩建成“放生池碑”公园；邢台建有“宋璟碑”公园；抚州因麻姑山上立有“麻姑仙坛记”碑，将整个山头开辟建设成旅游景区；湖南祁阳因“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建有语溪碑林风景区；四川剑阁鹤鸣山“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本是宋代复刻，依然不影响景区的吸引力。藏有《勤礼碑》、《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等鲁公著名碑刻的西安碑林，更是人们向往拜谒、游历的好去处。
颜真卿碑帖墨迹丰富了国内国际博物馆、艺术馆的收藏，因而为博物馆、艺术馆增添了更多魅力。
北京故宫博物馆所收藏文物瑰宝数量之多，难以计数，颜体墨迹碑帖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如宋拓《宋璟碑》、《八关齋报德记》、《李玄靖碑》、《大唐中兴颂》、《裴将军诗》等。墨迹有《争座位帖》、《竹山堂联句》等。中国台北故宫收藏的《祭侄稿》理所当然是镇馆之宝。上海博物馆藏有宋拓《麻姑仙坛记》、《元次山碑》，曾记得有一年轮展，观者如潮。浙江博物馆藏有宋拓《忠义堂》全卷，自入馆之日起，使江南这片吴侬软语之地，骤增忠义刚烈之气。浙大艺术馆近因新藏《西亭记碑》残石而名声远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院收藏的宋拓《千福寺多宝塔》和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收藏的墨迹《告身帖》也具有镇馆之宝的价值。还有美国一些博物馆也因藏有颜体碑帖而声誉大增。
去年初，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以“颜真卿—越王羲之名笔”之名，举办了一次以颜体书法为主体的特展，展出颜真卿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二十余件，中国台北故宫收藏的《祭侄稿》墨迹也被借去展出，在日本引起巨大轰动，并波及到世界文化界。颜体书法对日本的影响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日本书界学颜成为一种时风，涌现出一批学颜书法家和颜学书法理论家。颜真卿的爱国思想、忠贞不屈的思想、勇于创新的思想，早就被异国拿去。据传，日本“武士道”也是从颜真卿身上学去的。颜体书法是民族的，可以讲也是世界的。真正的超越，才刚刚起步，颜体书法精神价值必将影响更恒久，光耀千秋。
八、颜体书法与文化自信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颜体书法是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为文化的传承、厚积、发展，起到了开源疏流的作用。因而谈文化自信，不能不谈对颜体书法文化的自信。
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基于四个充足的理由，也称“四个认同”：一是对民族文化本源特质的认同。我国五千年文明史，无论朝代如何更替，时代如何变迁，但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本源性质的认同从未改变。在世界各地，只要看到“方块字”，看到书法，看到格律诗词，看到中医草药，看到二胡、琵琶，都会不加思考的说：“这是中国的”。二是对中华文化价值取向的认同。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是文化先进性的内核。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价值观念，有着广泛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立德、立功、立言”的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准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承担等等，世代传承，影响深远。三是对守正创新文化进步方式的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凝炼，已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体系机制。虽然是以儒学为主体，但在历史长河中，包罗万象，吐故纳新，兼容和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学派，今又与红色文化、改革开放文化融为一体，闪耀时代的光辉。中华民族生存延续、复兴、强大的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几乎在这些文化经典里面都能找到解决的思维理念和方式方法。四是对文人独立文化品格的认同。有史以来，我国的文化传承与丰富发展，依靠劳动人民的智慧，同时离不开“文人”这个优秀知识分子群体。历代士大夫因丰厚的文化滋养，涌现出许多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官员，如颜真卿、范仲淹等，他们抱有深沉的家国情怀，卓然立世，矢志报国，死而后已。他们的做人、为官、处世、治学之道，已化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符号和标杆。
颜体书法是我国优秀文化的一个缩影。我们从中可以更形象、更具体的了解到文化自信定力。前面谈到“四个认同”的特质：本源性、价值取向、守正创新、独立品格，颜体书法几乎全包含了进去。尤其是颜真卿的人品、官品和艺品，堪称历代文人士大夫独立人格的代表。颜体书法是在大唐中期，佛学和道学一度盛行的社会环境中变法创新的，目的在于通过文化艺术形式提升大唐文化品位质地，永葆大唐繁荣强大。颜真卿认为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才是治国安邦、济世祐民的思想根基。颜真卿能把“方块字”写出正大雄强的文化法度，彰显了他本人深厚学养和高尚独立品格。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普及、最高超的朝代，初唐时期就涌出了一批试图变法成为独立书体的书家，如褚遂良、虞世南、薛稷等，但最终没能摆脱“两晋”影响。到了中唐，也就是颜真卿书法成长变化时期，有不少书家名气当时远超颜真卿，如徐浩、李阳冰等。特别是徐浩，出生在官宦书法世家，宰相张九龄外甥，唐史记述徐浩聪明好学、工于书法、尤精楷书，身居官位，朝中四方诏令多由徐浩所书，笔法沉着雄劲、阔大温厚，有“渴骥奔泉之势”。徐浩长颜真卿五岁，和颜真卿同朝为官，在书法方面是颜真卿的师长，我们从徐浩《不空和尚碑》里，能寻找到在结字方面早于颜体相向环抱的端倪。这位在中唐时期最有希望成为独创书体的书家，可惜功亏一篑。一个主要原因是人格修养没有到家。比如，我们在颜体书法与廉政文化一章里，写到颜真卿的廉政“悲壮三帖”，而徐浩曾书写过一个人如何受贿送礼的帖子。那是徐浩任岭南节度观察使时，在广东收受了大量海外进口的珍宝，满满装了一大船，不惜财力人力，通过水旱两路运到京城用以送礼行贿和自己享用。
我们谈人品和书艺的关系，不是因为人品不好的人写出好书法也难以传承下来，而是因为道德品格达不到至高境界，根本就成就不了至高境界的书法艺术。即便是技法达到相当水平，在神采气质方面也必有缺陷。无独有偶，晚唐时期的王伾和王叔文并称“永贞革新”中的“二王”。王伾书法造诣很高，名气很大，手里一旦有了权力，马上变成金钱奴隶。据说，他对送礼者来者不拒，宝物多得连书桌上都堆满了。每到晚上独自一件件数赏把玩，哪有时间和精力写书法。这一规律已被历代文人墨客所验证。
高超艺术同高尚人格结合，化成的文化元素，给人以力量、给人以智慧，这就是颜体书法和文化自信互为作用的道理。
坚定文化自信，目前最重要和急迫的工作是遏制对传统文化和颜体书法这一载体的误读和贬损，维护其崇高的地位。我在构思这篇“颜体书法精神的千年影响”时，曾一度陷入困惑与苦恼，拮据手头有说服力的佐证资料，踌躇不能下笔。本来计划用几周时间写完的文章，结果思索了近两年才有了个轮廓。期间，我查找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包括史学、文学、哲学、书法、人物传记、轶闻传说等。还借助了网络媒体，学到了许多原来很少涉猎的知识，积累了大量素材。与此同时，我发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倾向和问题，就是对历史文化的虚无化和制造阴影化。
这种“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有的是误读歪解，用野史混淆正史；有的是不加具体分析，枉顾文化史实；有的将历史事件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割裂开来等等。
比如，一谈到儒学就用“宣传愚忠”、“灭绝人欲”、“阻止科技”等陈词滥调歪曲儒学精义，攻击抹杀积极作用。比如，对影响大的历史名人、名文、名品吹毛求疵，泼污抹黑，将颜真卿忠义爱国的人格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殉葬品”，把富有正大光明意蕴的颜体嘲讽为“正如叉手并脚汉”，全然不顾南唐后主李煜是何等人也，一个亡国变节的君主怎么能读懂忠臣烈士所要表达的艺术信息！又比如，范仲淹布衣时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书院为严师、在边疆为名帅、在朝廷为良相。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更是震烁古今的名篇，成为宋朝以后文人士大夫仰祝追求的一种楷模和价值取向。对于这样出色的“完人名文”，一些网络自媒体竟大肆渲染《岳阳楼记》是应一位贪官邀请而写，应该从中学课本中拿下来。有的还拿范仲淹没去过洞庭湖说事，遭贬《岳阳楼记》不如《滕王阁序》有文采如何如何。其用心显然在贬低崇高，弱化影响。再比如，把历史上图强革新的王安石变法说成是宋朝灭亡的发端，甚至连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也不肯放过，污蔑司马光直接葬送了宋朝江山。
对充满正能量的历史人物、文章佳谈这些关键文化要素,制造异议，能否定的就否定,否定不成的就一次一次制造损其形象的阴影,用挖墙角的方式,减弱历代名人、名文、名品、优秀独立文化人格及经世致用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力，隐晦地削减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自信。这种有损文化自信的杂乱之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或是无意而为之，或是哔众取宠、博人眼球,或是赚取信息流量,获取私利。都是文化自残自贱行为，当然，也不能排除“和平演变”、“文化汉奸”之嫌。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和防范。我们应坚定不移高举文化自信的旗帜,同历史虚无主义行为坚决斗争。我们要通过文化自信回归信仰尊崇。
当然,我国继承传统文化要与时俱进,以适应我们伟大的时代,不断吸取传统文化精华,弃其糟粕,宏扬文化大道之正。太阳升起的轨迹都是相同的,但阳光每日都是新鲜的。坚定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培根固本、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是文化战线和社会各界重要任务，我们应肩承使命、勇于担当，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做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维护者、创新者。
作者：河北省政协委员，全国颜体书法研究会会长 李凤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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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政协委员，全国颜体书法研究会会长李凤刚：颜体书法精神的千年影响》发布于202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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