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业一起成长未来十年将是公募发展黄金期

证券时报记者杨波

那是1997年冬，深夜，雪花纷飞。

刘建平快步走出证监会办公大楼——当时位于北京金融街的金阳大厦，骑上自行车回家，周围已一片寂静。雪天路滑，半途摔倒，他爬起来抖抖身上的雪，继续骑车往前赶路。回到在德胜门租住的老四合院，整个人都快冻透了。老房子没有集中供暖，只能烧煤取暖，他赶紧搬几块蜂窝煤换煤、封煤，身上才有了一丝暖意。这是他从北京大学来到证监会的第二年。

那时东南亚的金融市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机构投资者的重要性被更多人感知。在国内有识之士的讨论、推动下，1997年10月，中国证监会正式筹建基金监管部，中国基金业就此拉开了大发展的序幕。当年11月颁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次年春天就要成立试点基金公司，发行产品。基金部的7位工作人员从证监会各部门抽调，刘建平来自证监会法律部法规处，彼时是成员中年龄最小的，26年过去，他对当年的燃情岁月记忆犹新。

1998年3月初，国泰基金、南方基金作为首批基金管理公司正式成立。3月23日，基金金泰、基金开元首批封闭式基金上网发行，公募基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999年，《基金法》列入立法计划，北大法律系背景的刘建平后来成为工作小组成员之一，开始参与立法工作。2003年10月28日，《基金法》获表决通过；2004年6月1日，《基金法》的六个配套法规全部颁布完毕。

至此，作为中国基金业拓荒者之一的刘建平也结束了在监管机构的8年工作生涯，加盟刚刚成立的合资公司上投摩根基金，出任公司督察长，继续投身行业前线。2009年初，刘建平来到中欧基金公司，担任总经理。2013年，窦玉明（现任中欧基金董事长）加盟中欧基金，牵手刘建平。

刘建平担任中欧基金总经理至今已14年，中欧基金管理的公募基金规模也实现了从20亿元到超过千亿级别的飞跃。日前，证券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刘建平。在5个小时的访谈中，他首度讲述了过去25年中，他与中国基金业共同成长的人生故事。

基金业早期的燃情岁月

证券时报记者：你是怎么与公募基金结缘的？

刘建平：我大学就读北大法律系，本科毕业后留校，然后读研，攻读金融法，对金融、资本市场开始有一点了解。1996年秋天，听说证监会在招聘，我就投了简历。很幸运，我通过了考试，正式进入法律部法规处，学习、参与起草法规和一些法规咨询工作，增强了对市场、对业务的认识，掌握了一些立法技能。

1997年10月，证监会决定筹建基金监管部，我调入该部门，从此跟基金行业结缘。当时会里从几个部门挑了7个人，除了两位副主任，我们其余五人各负责一块业务，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证券时报记者：请讲讲你们当时具体做了什么工作。

刘建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是《基金法》的蓝本和基础，确立了基金最基本的制度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基金部开始进行一些具体的工作：一是按照国务院要求，在行业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试点积累经验，先制定一些过渡性的规则，总结规律后再提升为法规和法律，后来很多年证监会都坚持了这一原则。

二要确定试点范围。1996年股市波动很大，有一些证券经营机构被处罚，国泰证券、南方证券因为经营规范成为最早两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主发起人。股东选派的高管需要通过证监会的考试才能正式任职，由基金部负责出卷、考试、评分、面谈。

三是制定产品基本规范，我们起草了一系列指引，规范基金产品的运作，包括投资范围、投资限制、风险控制、信息披露、资产托管等，之后开始组织行业做产品设计和申报，审批产品。

证券时报记者：你曾参与第一批基金公司的批设，有什么难忘的事？

刘建平：我们发现在某一股东独大的情况下，对基金公司可能会有不恰当的干预，存在治理风险。在检查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最担心的是股东是否会干预基金的投资运作，损害持有人利益。有鉴于此，我们开始考虑在基金公司中设置均股的股权结构，给公司管理层更多主导权，第五家试点公司博时基金就这样应运而生。以后的多年实践证明，治理对基金管理公司运作有根本性影响。

《基金法》“种瓜得豆”

证券时报记者：你是《基金法》工作组成员，请讲讲这部法案的推出。

刘建平：1999年，《基金法》列入立法计划，按立法程序，应由人大财经委和法工委负责起草，专业性的立法工作要请专业人员参加，所以成立了三个小组，分别为起草领导小组、顾问小组和工作小组，基本囊括当时的各界专家学者。当时，厉以宁任领导小组组长，王连洲任工作小组组长。

我初期参与一些辅助工作，后来成为工作小组成员。在立法前期，我们主要做论证和调研，包括到国外参访学习，到基金公司一线调研，汇报重要事项、解释重要问题，最终汇总各方意见，形成条文。

证券时报记者：王连洲曾形容《基金法》的颁布是“种瓜得豆”，请讲讲当时的情况。

刘建平：刚开始的计划是做成“大基金法”，包括产业基金、股权基金、阳光私募等。但由于各类基金性质不同，在立法上也很难融合，权衡之下，领导小组最后决定对证券投资基金单独立法。

当时公募基金规模还很小，总被当成是炒股票的，单独立法要面对很多质疑。记得当时人大一位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我以前出国访问，看到国外利用基金的方式募集大众资金，投向证券市场，有效地支持了经济发展，基金是非常好的融资工具和投资工具。我们要看到基金未来广阔的前途，以及对资本市场和经济的长远影响。”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记到笔记本上，回来后还写成报告交给领导。

从长期看，《基金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基金业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让一个小行业有了法律的保障，对中国基金业发展意义重大。《基金法》也明确了持有人的权利，确定了基金行业最基本的理念是持有人利益最大化，确立了专业化与市场化导向，促进行业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最后成长为规模最大的资管子行业。后来出台的“资管新规”也是从《基金法》的一些规则演变而来的。

引进优秀投研人才

证券时报记者：2009年初，你出任中欧基金公司总经理，是什么因缘？

刘建平：当时市场非常低迷，从长远看我判断应该是行业低点，未来有做大的机会。

当时正值中欧基金正在推行人才本地化，公开招聘总经理，他们找到我，我跟股东谈后，发现公司虽然底子略薄，但股东愿意支持管理层，授权比较充分。那时我也有机会去更大的公司，但觉得充分授权更重要，最后决定选择来当时只有20亿元规模、处于亏损状态的中欧基金。

证券时报记者：你到中欧基金后，主要做了哪几项工作？

刘建平：万事开头难。当时的中欧基金面临很多问题，比如没有品牌，产品很少，没有进大渠道，但关键是人才缺乏。我深知，公司要做起来关键靠人才，第一件事就是加强队伍建设。在公司原有队伍基础上，我想方设法引进优秀的投研人才。毕竟，没有优秀的投研团队，投资能力不强，公司永远发展不起来。当时公司小，待遇跟不上，又缺乏激励机制，要引进优秀人才非常不易，只能靠真诚打动人。2009年后中欧基金相继引进了苟开红、周蔚文两位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到2012年我们偏股基金业绩排名行业前列，规模接近100亿元，公司经营开始盈亏平衡了。

投资业绩起来了，公司品牌渐渐好转，渠道逐步打通，公司在权益和固收线上也播下了较好的产品种子。股东也看到了希望，认可我们走的路，对管理层越来越信任，这为后来的改制奠定了基础。

投研体系两次变革

证券时报记者：中欧基金曾经的事业部制很有名。

刘建平：治理机制类似于房子的地基，地基打牢了，房子可以盖高一点，但还要四梁八柱的支撑。2014年，中欧基金正式推出投资事业部制，引进了一批有创业抱负的优秀基金经理，迅速提升了投资水平。我们当时以优秀基金经理为核心，组建了十多个投资事业部。事业部制让投研人员极大地提高了积极性，提升了公司绩优产品的产能。2015年公司管理的偏股型基金规模过千亿，上了一个重要台阶。回头看，当时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证券时报记者：你们后来撤消了事业部，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

刘建平：在事业部运行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分散的事业部团队在小规模生产时没有问题，但随着规模的增长，事业部就很难满足覆盖更多标的研究的需求，这时候我们就提出了撤部并组的想法。另外，事业部制是完全扁平化的架构，很难形成良好的协作，管理层需要为此做大量协调工作。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公司要做得更好更长远，需要进行二次变革。

证券时报记者：你们具体怎么改？

刘建平：从2018年开始，中欧基金重新构建投研架构，我称之为“撤部并组，合并同类项”，即撤消事业部，把同类策略的事业部合并成策略组。这个过程历尽艰辛，因为一个机制一旦形成，会有路径依赖，变革会遭遇阻力。但我和老窦对此有清醒认识，中欧基金未来要跻身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在组织架构上必须转型。

那段时间，我们一方面要有力推进组织变革，另一方面也希望平稳过渡，尽量避免转型太快引发不必要的人员流失，陷入恶性循环。这是我最焦虑的时期之一，有时甚至辗转反侧夜不成眠，担心大船调头太快容易翻船，最后还是决定采取渐进式改革。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在差异化的基础上统一思想？

刘建平：大家都有自己很强的思维框架和逻辑，投资人员尤其如此，这意味着意见相左在所难免。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统一底层的文化价值观，企业文化能达成共识，就能有效包容差异，减少内部冲突。我们鼓励差异，但要基于一致的底层价值观，才能形成合力，百花齐放。为此，我们花了很多精力，最后促成了核心团队的认知统一。

力争进入第一梯队

证券时报记者：中欧基金有什么愿景？

刘建平：2021年我们做了十年规划，去年再次讨论了十年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整体实力进第一梯队，同时要在优势领域争取做到行业领先。

我们不是要做成行业最大的公司，而是认为只有规模达到一定体量后，才能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形成深厚的能力积累，最终成为专业、卓越、值得信赖的资管公司，在大财富管理时代更好地履行历史使命。

证券时报记者：中欧基金的业务是否有短板？

刘建平：我们在权益方面已经打下基础，但在固收方面仍需努力。现在，一方面要不遗余力投入、改进，提升在主动权益投资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未来几年要在固收条线发力，并在做强固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固收+”、多资产的管理能力。

证券时报记者：你怎么看公募基金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