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史｜北大青田男生：家中男人都远渡重洋，阿太留守一生，如今我选择归来

去年起，在北京大学“80后”教师王洪喆开设的《传播学理论》课上，个人家庭史的非虚构写作成为课程考核作业，期望学生由此“重新理解自己的家人和他们的时代”。

在他的鼓励下，过去两年内，包含青田男孩李一文和慈溪女孩张烨瑶在内的300多位“00后”大学生，成为民间历史的调查者。他们将视角对准自己的家庭，用口述史、媒介考古的方式，发掘日常之下被忽略的过去，记录具体而微的祖辈往事。

今年9月至10月，汇集其中50份作品的展览在北京举办。展览背后是由300多个家庭、100多万文字、无数老照片和老物件，构成的关于二十世纪不同的历史横断面。

展览的照片。

在这些作品中，“00后”们关注的领域广泛而细致。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家庭和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他们的故事几乎涵盖近百年间中国所有历史时段，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书写的主角是身边最平凡的亲人，他们曾朝夕相处，却从未好好了解过对方的过去。

而当这些“00后”向亲人发出第一句追问开始，一些微妙的改变悄然发生。李一文重识了逝世十年的外曾祖母，张烨瑶与家乡建立了真正的连接（一片杨梅林，外公的奋斗，妈妈的童年，还有我的乡愁），还有人从中汲取了未来路途的能量，消解了对家庭累积多年的误解，甚至有人因此获得疗愈……

身为发起人的王洪喆也有意外之喜。近年来，“寒门再难出贵子”引发热议，王洪喆曾认为，北大学子可能大多来自城市中产家庭。

可真相并非如此。这些孩子们的父辈、祖辈，有最普通的农民，有住在船上的渔民，有的曾前往珠三角打工又回到家乡，有的移民海外又回到祖国……家庭史作业呈现出广阔的阶层来源和丰富的家庭故事，有些甚至连王洪喆也未曾料想。

展览的照片。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张蓉

绣花鞋、麻布、布袋……10月，当阿太亲手缝制的这些老物件，从青田抵达北京，寄到李一文手中时，21岁的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在那些精美的银器、粗粝的布纹和细密的针脚中，李一文感觉自己触摸到了阿太的温度。

李一文出生在巴西圣保罗的一个华侨家庭。8岁时，李一文才跟随父母回到故乡青田。曾外祖母，那个被他唤作“阿太”的人，就这样讲着一口他听不懂的青田方言突然出现在面前，并在他的生命中匆匆停留了三年。

李一文的祖辈是中国初代移民，家族成员漂洋过海，分赴东南亚、欧洲、南美洲等多地。李一文从小就常听说祖辈们闯荡四方的故事，只是，只言片语拼凑起的历史朦胧难辨。

阿太亲手缝制的这些老物件。

今年初，这位北京大学理学部的同学出于兴趣，选修了一门名为《传播学理论》的课程。为了提交一份撰写家族史的课程作业，李一文翻遍各类历史材料，从《青田华侨史》到家族宗谱，他清晰地看见家中祖辈如何历尽艰辛、抵达海外，并通过“提包挈卖”（指初代青田华侨在海外的营生：扛着中国特色的装有日用物品的大编织袋，一家一户敲门兜售）生存置业，回馈故乡。

可宗谱中，宏大浩瀚、歌功颂德的叙事又一次让这个“00后”心生疑惑。

“字里行间，只记录了外出闯荡的男性，没有提到任何一个留在家中的女性。”李一文想起阿太，想起母亲反复提及的阿太的苦，课程上到第四周，他决定研究阿太，“历史不只有光鲜的一面，还有不为人知的苦难，同样需要铭记。”

和历史背面的较量困难重重。李一文前后和母亲打了近六小时的电话，去图书馆翻阅了八本历史文献，耗费三个多月，最终用近七千字书写出了阿太风雨如晦的一生。“我现在才真切地体会到，时代的尘埃是怎样在个人的一生中激起飘摇风雨的。”李一文说。

在阿太离世十年后，李一文终于理解了这个血脉相承的老人，与她重建情感连接。

古怪的老人

在李一文的印象中，阿太一直是个古怪的老人。

初次见面时，李一文8岁，刚回国，普通话都没学会。80岁的阿太却带着满口晦涩的青田方言，突然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那是2008年，父母没解释缘由，就带着李一文从巴西回到青田。和一年四季气候适宜的圣保罗不同，江南的冬天阴冷，还要早起上学，接受全程听不懂的汉语课堂。当时，李一文对陌生的青田充满抗拒，天天哭闹，吵着要回巴西。

阿太和青田一样令他不适应。“她一个人生活，日常活动无外于用那台画面黯淡的老彩电看越剧，或是坐在窗边木椅上借着日光纳绣花鞋。”

绣花鞋。

“她家里，东西堆得满满当当，又不喜欢开灯，很昏暗。”在李一文的回忆中，阿太节俭到吝啬的程度，“只有我们去拜访阿太，她才会打开客厅的灯。我们准备走的时候，还在玄关处穿鞋，客厅的灯就会被她关掉。她的一日三餐不是粥，就是煮得软糯的米饭，配上一点咸菜和腌茄子；只有见到孙辈们来了，她才从房间中拿出饮料和零食，却可能早就过了保质期。”

过年时，其他亲戚给李一文的祝福大多是“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而阿太的嘱咐却总是简单的一句，“饭要吃饱”。

阿太房间里，从村中老宅带出的架子床和木头柜已有超过五十年的历史。扑面而来的一股浓郁气味，淤积在房间里久久不散，“母亲告诉我，那叫‘老人味’，谁都躲不过的。”

离世后的相识

在阿太离世多年后，李一文才和她真正相识。

小学二年级，随着耳濡目染以及学会汉语，李一文适应了校园的生活，各科成绩也从不及格一点点变成了优秀。

初中毕业后，李一文考上浙江省内一所重点高中，只身到外地读书。每隔两周，母亲华尔都会去看望李一文。在母子俩独处的闲聊时光中，他们聊起祖辈们的移民往事。阿太是陪伴华尔成长最亲密的祖母，也是她最常提及的人。在往事面前，华尔总是唏嘘：“苦，她这一生太苦了。”

从零散的叙述中，李一文大致拼出华家三代人的历史脉络：

自1918年始，阿太的继父三下南洋，最初像大多青田华侨一样贩卖石刻，获得第一桶金后，他又在菲律宾创办上海书局，显赫一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组织书局编印抗日救国材料，又将义卖所得三千余元悉数带回国捐献给抗日事业，获得政府嘉奖。

1958年，外曾祖父在海外经商的父亲帮助下，辗转到巴西里约定居。他先做起提包挈卖的营生，扛着有中国特色的编织袋，装着鞋子、衣服、香水和眼镜框等物什，一家一户地敲门兜售。而后，他又开起“亚美商店”，拥有了住房和庄园。致富后，他为家乡慷慨捐资，办学校，修板桥。

1974年，外公20岁时，追随外曾祖父的脚步前往巴西，在两代上辈筚路蓝缕打下的基础上，开服装店、批发缝纫机、开办木材公司……一路把事业从里约扩张到圣保罗。

从继父到丈夫再到儿子，当阿太身边的所有男性至亲相继远渡海外，留守在家的她却被时代的巨轮碾过，独自面对风雨如晦的十余载。

继父远走海外时，日军一度在1942年攻下青田，14岁的她在外婆的围裙下躲过一劫。到年老时，她仍对此心有余悸，“看日本兵一眼都能被吓死。”

丈夫抛家弃子出国避难时，31岁的她一人挣的工分要先填充婆婆和儿子的饥肠。当儿子也举家迁至巴西时，46岁的她身边留了下需要照养的孙女。她依旧下地种菜，华尔也会在放学后上山拾柴拔草，喂养兔子，卖兔毛赚钱。

展览现场关于阿太的内容。

这种种细节都是今年上半年，李一文从断断续续打给母亲的四五通电话中才逐步了解：某种程度上，阿太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传统女性，骨子里流淌着隐忍和坚强。李一文开始理解她，敬畏她，甚至多出了一些怜惜。对于曾被自己定义为古怪的行径，如今，他有了新的阐释，“饥饿和辛劳在她身上留下了岁月的伤痕和记忆，以至于她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后来也没能消散。”

对家族过往的挖掘也让这个成长于新世纪的“00后”，真切地走进那些看似遥远的年代与蒙尘的历史。华侨移民史也不再只是父母用来劝自己奋进的说辞，而是真实可感、从无到有、披荆斩棘的打拼历程。

守护的理由

即便生命涂满了苦的底色，阿太仍强撑着在田里站起来，以为苦尽甘来。然而，命运之神再次把她丢进感情的无底深渊。

在里约提包挈卖的外曾祖父，和一家服装厂的巴西女工熟络起来。1965年，外曾祖父在里约组建了新的家庭。阿太隐忍了丈夫的不忠。

上世纪90年代，阿太曾和华尔到巴西生活三年多，却始终对异国他乡全然陌生的环境手足无措。最终，她独自回国。

“阿太原以为外曾祖父逃出去只是短暂避一避风头，不曾料想自己的儿子后来也跟着去了，还在那里安了家，生了子，扎了根。”李一文猜想，当初，登上飞往巴西的飞机时，阿太一定是抱有一种期望的：在时代的泥潭中翻滚挣扎了一辈子，终于可以和儿子儿媳团聚，子孙绕膝，颐养天年。直到后来她发现，那里的家与文化，和她之间终究横亘着一条冻结的河流。

华尔记得，阿太在巴西时，看着孙辈们筷子不会使，汉语不会讲，总是摇着头叹息，“冤家，一个个都变成洋人了。”

2011年夏天，83岁的阿太患病住院，靠呼吸机和输液延续着垂垂暮老的生命。李一文的两个舅舅相继回国探望最后一面，可无法适应青田的生活，各自只待了一个月就离开了。告别时，阿太扭过头，不愿多看他们，布满血丝的双眼噙着泪，嘴里还是嘟哝着：“冤家，都变成洋人了。”而舅舅们听不懂。

在往事面前，母亲看到了唏嘘，李一文却看到了另一面：任何人的命运都逃脱不出时代大浪潮的裹挟，阿太如此，我们每个人亦是。“这不是舅舅们自己的选择，而是成长环境造成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没有对错。他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那个遥远时代的缩影。”李一文说。

只是，时代的所有命题，所有泪水和委屈，所有拼搏与觉醒，及其累积的怨恨连同骄傲，都凝结在阿太的脸上，刻画在她沉默而浑浊的瞳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