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次想放弃学物理！浙大博士生小伙：和杨振宁的“一面之缘”，给了我力量

“杨先生，刚泡好的茶水有点儿烫，您一会儿再喝。”杨振宁接过茶，微微点头说了句“谢谢”。

这是徐舒笑离杨振宁最近的一次，作为当时的学生代表，他在休息室里负责为杨振宁端上一杯龙井。细看他的眉眼，徐舒笑第一个想法是“这个老人精神真好，一点儿不像90多岁了。”

几年前，杨振宁先生在浙大做了一次简单的演讲，那时候，徐舒笑读大二。

那天杨振宁的演讲具体讲了什么内容，徐舒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科研的种子已经埋进了他的心里。

两年以后，徐舒笑读大四，开始面临去上财读研“搞钱”，还是留守理论物理“搞科研”的选择。徐舒笑似乎想起了杨振宁的样子，他将最后自己选择科研的那个瞬间，解释为“热血”和“中二”（青春期自我感觉良好的言行）。

在杨振宁100岁生日之际，徐舒笑回想当时杨振宁本人站在他面前的那一刻，“我甚至觉得没什么要问他的，因为他的思想，早就通过高中老师、大学教授，一代代传递到我们每一个物理学子心中。”

“那一次见面，仿佛给了我力量”

该如何形容杨振宁的贡献呢？

徐舒笑讲起了那个物理学界经典的故事。19世纪末，人们在解释黑体辐射理论时，遇到过一个叫做“紫外灾难”的重大问题。两个科学家提出的两个公式，分别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下吻合，而无法统一。这个问题困扰了物理学界多年，直到普朗克的出现，提出辐射量子化，才彻底解释了黑体辐射理论，让物理学界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

“打个比方，杨振宁提出来的杨-米尔斯理论，其实有点儿类似当年普朗克的量子化理论，处于还没有被证实的状态，其证实的时间可能很长，甚至比上一个130年还要久。但一旦有一个新的‘普朗克’出现，在杨-米尔斯理论的基础上完成统一场论，先不提能否实现时空穿越等等目标，单一个极大可能实现人工可控核聚变，就能解决现在的能源问题。”徐舒笑说。

做科研，本就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漫漫长路。在徐舒笑选择的理论物理领域里，仍然还有一批专门研究高能物理的博士生，在追随着杨振宁的脚步。他们或是等待开花结果，在物理学界留下一笔；当然他们也有可能苦熬无果，默默一生。

印象里，徐舒笑就有这样一位学长，在本科期间是绝对的“天之骄子”，成绩连续几年都稳坐第一。但读博士去研究高能物理之后，整整八年都没有出成果。“他其实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攻克不下来，就只能转为研究生毕业。”徐舒笑有些无奈。

焦虑的增长起初是以年为单位，后来是月，再后来是天。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是在当代科研条件和物质基础已经可以支撑的条件下，大部分人也无法守住这份孤寂而选择离开。所以可以想象，当一个初步的想法从杨振宁脑中形成，到后来真正被实践，究竟要耐得住多少寂寞，才能多少次地告诉自己不要放弃。

“三年下来，我也有无数想要放弃的瞬间。”徐舒笑说道，但或许真的是那一次见面，留给他力量，或许是他自己本身对科研的执念，他至今仍保持着当初选择理论物理专业时那份“中二”，“之所以没有选择一些更热点、更好发文章的领域，我肯定是想要有自己的成果的。”徐舒笑说道，“现在啊，诱惑太多了。真的要有人引导，才可能在这条捉摸不定的路上继续走下去吧。”

“我们和这些前辈比，简直差得太远了”

现在回忆起杨先生来浙大的那次演讲，徐舒笑还记得一个细节：杨振宁在和教授级别的物理学者对话时，三言两语直指学术痛点，而在和他们这群学生对话时，言语间却只有鼓励和赞美。“他可能真的想引导我们吧。所以看到这样一位大牛在很谦虚地和我们对话，我就觉得心里有力量了。”徐舒笑说。

杨振宁100岁生日之际，徐舒笑看到了他和邓稼先时隔50年的两封信。在杨振宁的回信里，讲到了自己的疑惑，以及对邓稼先友谊的回应。杨振宁坚定地回复邓稼先——“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

“有必要让人们知道，杨振宁不仅对世界做出了伟大贡献，也对自己的祖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两位先生皆是无双国士、华人之光，每一个爱国的人都会记得他们。”

“全世界都在为杨先生祝寿，而杨先生却在怀念邓稼先，同学同胞情可以说是当代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