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哥博客
引言
众所周知，清末戊戌变法是一场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最终因为变法革新损害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变法维新仅持续百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支持变法的光绪帝囚禁于瀛台，主持变法的戊戌六君子被弃市处斩，康有为、梁启超等远遁海外幸免于难。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历史上除了“戊戌变法”外，其实还有一场“百日革新”，这场变法与“戊戌变法”一样都以失败告终，但主持改革者下场更为凄惨——或被赐死，或遭贬谪，就连当朝皇帝也被人幽禁禅位，最终忧虑而亡，这场“百日革新”就是唐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因为以王叔文、王伾为首，主持改革的韦执谊、韩泰、韩晔、程异、陈谏、凌淮、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改革失败后，均被贬为州司马，故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这场改革虽因两方面原因失败，却给世人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遗产。
失败原因一
主导改革的唐顺宗“心有余而力不足”。唐顺宗李诵与清德宗光绪帝一样，希望改革弊政，将王朝恢复到鼎盛时期，但他是一个短命皇帝，登基不过八个月，就被迫禅位给儿子李纯，即唐宪宗。李诵会在登基后执意改革，是因为他当了太长时间的储君，二十六年为储期间，唐顺宗亲身经历了数次藩镇叛乱，还曾身先士卒地参与了平叛，也耳闻目睹了德宗朝群臣倾轧与攻讦，深知大唐自安史之乱来的种种弊端。尚在东宫时，他就与名满天下的王伾、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改革人士交好，并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组建了一个属于他的革新党派，主要成员除去上述四人外，还有韦执谊、韩泰、韩晔、程异、陈谏、陆质、吕温、李景俭、房启等人。这些人志同道合，时刻想着改革弊政、刷新吏治，而要实现这点，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太子李诵。
李诵虽是中风后继位登基，身体状况有些不佳，但这并没有阻挡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决心，他继位后立即重用东宫旧吏，以王伾、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开始对朝政进行大规模改革。可惜，历史上的每场改革都要面临困难，改革不是那么容易顺利的事情。改革派的举措，触及到了宫廷内宦与地方藩镇节度使的切身利益，宦官与藩镇联手开始对这次革新进行疯狂反扑。面对朝堂群臣的争辩，刚刚登基、健康欠佳的李诵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干着急而没有实际力量对顽固派进行反击。毕竟，皇城禁军“神策军”掌握在内宦手中，而在改革即将失败的危急关头，顺宗身边居然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人，改革派核心人员王叔文因母丧返家，王伾同自己一样中风在床，其他主持人员则有一种“树倒猢狲散”感觉，被人阻挡无法进宫保护顺宗安全。这场改革经历了一百余天后，就以李诵幽禁被迫“内禅”给太子李纯而宣告失败。李诵禅位第二年，便因急火攻心驾崩身亡。
失败原因二
改革派多是文人儒士，无力反抗手握兵权的内宦与藩镇节度使。这场改革虽然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但还是宣告失败，除去唐顺宗权势旁落，无法给予改革派最大支持外，还在于改革主导力量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文人儒士，王伾官封左散骑常侍、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翰林学士、上柱国、富阳县开国男；王叔文任翰林待诏兼度支使、盐铁转运使；柳宗元掌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刘禹锡同为监察御史；其他改革派人员大都是中层官吏，并非朝廷高官，也非地方大员，都没有太大的实际权力。这与掌握内宫大权与神策军的宦官力量，以及掌握各地兵权的藩镇节度使相比，无疑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文人集团改革派只会嘴上强硬，改革口号喊得山响，但实际动起手来却是秀才遇到兵，完全不是政治老油条宦官集团与藩镇集团的对手。
“永贞革新”的举措都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劳苦百姓的，如惩贪鄙、明赏罚、用贤能、免苛征、除弊害、恤百姓，百姓对此“市里欢呼”、“人情大悦”，改革派首先做的就是革除白居易《卖炭翁》所说“宫市”之恶，将残暴掊敛京兆尹道王李实贬为通州长史，但这也触动腐朽官僚集团的切身利益；再加上改革派直言收回各地藩镇节度兵权，直接得罪了藩镇军阀们。据《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六卷（唐纪）》记载，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扬言：“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藩镇节度们不想失去权力，还赤裸裸地威胁朝廷，要求再封辖地，否则反叛朝廷；改革派们想要减除宦官们权力时，宦官头领与禁军将领密谋不交军权，声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多方面的反对，最终导致以二王八司马为首的改革班子虽初期取得一定成果，但当改革进行到深水区，触及反对派利益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反扑，“二王八司马”或死或贬，顺宗幽禁禅位，革新仅持续百余日就宣告失败结束。
其他原因
“永贞革新”失败的原因除了以上两大点外，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政令不通、改革派之间争权夺利、趁机公报私仇等。以政令不通为例，变革期间，朝臣需要向唐顺宗上书时，奏折一般要经过五道手，一经韦执谊，二经王叔文，三经王伾，四经李忠言（宦官），五经牛昭容（唐顺宗嫔妃），最后由牛昭容呈送给唐顺宗，唐顺宗颁发圣旨亦然。由这可想而知，改革效率的低下，以及为何会被宦官终结的原因。令人感叹的是，“永贞革新”失败得极为彻底，不仅皇帝被废，还史无前例地开创了一个恶例，每个皇帝自此都可以把自己所用官吏当做“私人”，而新君登基后，前任皇帝“私人”无论功劳有多么大，是忠是奸，都是一律罢免不复启用，转而任用跟随自己登基的人。
好在“永贞革新”并非一无是处，这场短命改革给世人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遗产，即成就了数位流传千古的大诗人。唐宪宗继位后，曾经主持的改革派们纷纷被贬为州司马，王伾被贬开州司马，王叔文被贬渝州司马，韦执谊被贬崖州司马，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韩泰被贬虔州司马、韩哗被贬饶州司马、程异被贬郴州司马，凌准被贬连州司马、陈谏被贬台州司马。唐时“司马”是一个极品闲差，虽然是位于长史之下的州衙佐官, 掌管统领州衙僚属，维护州官纲纪，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从中央贬黜到地方的监视对象。人文出身的改革派们，被贬地方后大都觉得自己大志不得伸，心中时常郁闷，其中有些人也就郁郁而终了，如王伾到任不久即病死，而王叔文则是撑到了第二年唐顺宗驾崩时，被唐玄宗赐死。
不过也有一些人，心中虽然忧闷，但不喜言表，转而寄情于任内山水，投身诗词创作之中，最有名的当属“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与“诗豪”刘禹锡。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皆是“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是改革派的主力，被贬地方之后，二人诗情如涌，柳宗元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刘禹锡写道“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与“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等。事实上，刘禹锡和柳宗元所写的精品文章，很大一部分都是被贬州司马时所写，如刘禹锡的《陋室铭》、《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哲学著作《天论》三篇等，柳宗元的《溪居》、《江雪》、《永州八记》等，可见改革失败对二人影响有多么深刻。同时代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虽然与柳宗元和刘禹锡等改革派政见不一，但对二人评价都非常高，称二人“同官尽才俊，偏善刘和柳”，不难想象“刘柳”二人才能之出众。
结语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刘禹锡与柳宗元二人虽然历经政治风浪，身处漩涡并被外贬为闲差，但他们的思想境界和人生状态，却有了深层次的升华，这既是他们人生不幸中的大幸，也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大幸。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六卷（唐纪）》
《旧唐书·刘禹锡传》
《顺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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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F_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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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永贞革新：一场仅持续100多天的改革，结局比“百日维新”更凄惨》发布于20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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